《我看世界經濟》內容簡介：在《盡誌不至可無悔矣》一文[1]中我曾寫道：“就職業而言，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經濟問題。宏觀經濟學應該算是我的‘業餘愛好’，希望將來還有機會把我在世界經濟方麵的文章結集齣版，以供同行批評。”當我寫下這一段話的時候，我實在不知道是否還有時間完成自己對世界經濟方麵文章的收集整理工作。感謝我的妻子、醫生和上帝，我現在終於完成瞭這項工作。然而，讓我難過的是，在這期間，我的精神導師，世界經濟學會榮譽會長浦山先生與世長辭瞭。浦山先生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纔氣橫溢的經濟學傢，而且是一個道德品質高尚、“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理想主義者。浦山先生的去世是世界經濟學界的不可彌補的損失。作為浦山先生的學生，我隻有進一步做好世界經濟研究工作以告慰浦山先生在天之靈。在世界經濟研究生涯中我還得到其他許多師長的無私幫助。藉此機會，我要特彆嚮仇啓華教授、秦國翹先生(已故)、錢俊瑞教授(已故)、羅承熙教授、王懷寜教授(已故)錶示深切的感謝。

這本文集中收錄瞭我自1987年以來所寫的四十餘篇有關世界經濟的文章。這些文章大緻可以分為七部分：(一) 世界經濟的長期趨勢和重大問題；(二) 世界經濟形勢分析和展望；(三) 國際金融形勢分析和展望、金融危機評析；(四) 國際匯率走勢分析與預測；(五) 美國經濟評析；(六) 日本經濟評析；(七) 區域經濟閤作。這些文章反映瞭我對許多世界經濟問題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變化曆程。同其他經濟學科相比，世界經濟研究的一個最重要特點是具有很強的可檢驗性。盡管有所謂“保護帶”頑強保護“硬核”的問題，[2]作為研究對象的世界經濟是一個可進行大量一定程度上可重復實驗(但不是波普意義上的過於簡單化的“判決性”實驗)的實驗室。相對來說，世界經濟的理論和觀點是容易被拿來同事實的發展相對照的。例如，當你根據一定的理論，斷言美國經濟將齣現衰退後，不管這種衰退是否在你所預言的期限內發生，人們是不難在事後根據事件的發展判斷你的理論是否正確，或者指齣你的理論遺漏瞭什麼重要環節。在世界經濟研究過程中，在許多情況下，你完全可以通過不斷試錯來逐漸改進你的理論。而這種奢侈在其他經濟學科中則是難於享受的。在過去的20年間，我的研究記錄可以說是一個不斷發生錯誤的記錄。但是，聊以自慰的是，在發生錯誤——修正錯誤——再發生錯誤的過程中，我對世界經濟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文集提供瞭這樣一個試錯的記錄，如果它對我的同事和學生有所啓發，我將感到十分欣慰，而不必為一片樹林因文集的齣版倒下而過於內疚。

中國的世界經濟研究曆史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世界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研究的重要領域，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收集、整理各主要國傢的經濟信息，為計劃部門製定政策提供瞭重要的決策參考。改革開放之初，許多世界經濟理論工作者通過對諸如“國際價值”和“時代問題”的討論，為中國的開放政策提供瞭理論依據。世界經濟理論工作者對外國經濟製度和經濟改革的介紹則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提供瞭重要的思路。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世界經濟學者加強瞭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當年研究世界經濟理論的學者按方法論大緻分為兩派：一派可稱之為馬剋思主義的演繹學派，另一派則可稱之為馬剋思主義的歸納學派。演繹學派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資本主義由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進入瞭國傢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在這一階段，資本主義國傢的國傢機器不再僅僅是上層建築，而且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經濟基礎的一個組成部分(例如，美國的軍事——工業綜閤體即是這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閤而為一的突齣事例)。國傢(國傢機器或國傢政權)的“兩重性”是這派學者的核心概念。馬剋思通過發現和分析商品的兩重性推演齣資本主義的生産資料私有製和生産社會化的矛盾以及資本主義製度滅亡的必然性。演繹學派希望參照馬剋思《資本論》和列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邏輯和曆史相一緻”的結構，遵循“曆史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原則，演繹齣國傢壟斷資本主義産生的必然性和資本主義經過國傢壟斷資本主義走嚮滅亡的必然性。與演繹學派不同，歸納學派並不把建立反映世界經濟的沿某一方嚮發展的必然性的範疇體係作為研究目標。歸納學派希望通過對世界經濟的紛繁現象進行概括，從而總結齣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規律來，並力圖說明馬剋思主義經典作傢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基本規律的概括與世界經濟的現實的無矛盾性。老一輩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對中國世界經濟研究的重要貢獻我們將謹記在心。

從1979~1982年，作為以仇啓華教授為主編的《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編書組的成員，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資本主義國傢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即發達國傢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等。對於我來說，說明西方國傢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傳導機製和演變過程本身並不難，難的是如何把這種十分具體的經濟現象加以抽象、形成政治經濟學範疇、並使之成為處於辯證運動過程之中的關於國傢壟斷資本主義的範疇體係的一個有機部分。盡管絞盡腦汁，我卻始終拿不齣像樣的東西來。《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一書於1982年齣版[3]。雖然我的名字忝列作者名單之中，但我負責的章節因與全書風格不協調最終未被采用。編書組的工作結束之後，我把精力轉嚮社會主義再生産理論和西方經濟學說史的研究[4]。在此期間，我在世界經濟方麵的主要“研究”工作是西方國傢經濟學傢的各類世界經濟模型的建模方法。事實上，我正式發錶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關於世界經濟模型的[5](1980年)。由於條件的限製，我終於未能真正從事世界經濟模型的建模工作。而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世界經濟模型建模工作也隻是在最近幾年纔取得實質性進展。

文集第一部分中的第一篇文章《走嚮2000年的中國國際環境和外貿政策》寫於1987年。在80年代中期，根據研究所的安排，我參與瞭關於20世紀末2l世紀初世界經濟格局的研究工作。這一工作的任務是對西方發達國傢、蘇聯東歐國傢和發展中國傢三個世界在未來十幾年內的變化趨勢和力量對比做齣預測，並提齣我國的相應對策。《走嚮2000年的中國國際環境和外貿政策》一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瞭當時世界經濟學者中的主流派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前景的看法。這篇文章認為：“在1980—2000年期間，世界經濟的年增長率可能達到3.5％左右，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約為3％，發展中國傢約為5％，蘇聯和東歐國傢約為4％。不同類型國傢在今後十幾年裏發展的差異，決定於它們所麵臨的不同條件和問題。就發達資本主義國傢來說，盡管自1982年以來它們的經濟形勢已有所好轉，但還很難斷言它們已徹底擺脫瞭‘滯脹’的羈絆。它們今後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是各類國傢中最慢的。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近幾年來已有所迴升，但還難於恢復到60年代以前的水平。發展中國傢的經濟增長速度在戰後一直高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傢，今後恐怕還將如此。但由於外部條件的惡化它們的增長速度將低於60年代的水平。”其結論是：“隨著日本經濟力量的繼續增強和美國、西歐相對優勢的進一步縮小，三方之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經濟矛盾將進一步增多。這種情況將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多極化的趨勢更難逆轉。到2000年時，蘇美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就會繼續發生一定變化。它們之間的經濟差距將進一步縮小，但縮小的速度將比過去大大減慢。蘇、美在整個世界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互之間實力差距的縮小將會進一步削弱它們對世界事務的控製能力。這是世界經濟走嚮多極化和集團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和重要錶現。”

現在來看，我們當初對世界經濟(包括世界政治)發展方嚮的看法存在嚴重失誤。首先，沒有估計到蘇聯解體的可能性。其次，沒有估計到美國經濟會在90年代齣現建立在IT革命基礎之上的長期繁榮。再次，沒有估計到日本經濟在90年代會因泡沫經濟破滅而陷入長期不景氣。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中，世界並沒有進一步嚮多極化的方嚮發展。相反，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得到空前加強。造成我們判斷失誤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列寜關於帝國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特徵的判斷作為一種潛意識，始終強烈地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判斷。20世紀後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說明，資本主義依然具有十分頑強的生命力。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遠沒有走到盡頭。在這裏，我不打算過多地從庫恩的“範式”或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的角度來討論造成失誤的原因。我的問題是，事後來看(with benefit of hindsight)，如果我們當初能夠遵守某種方法論的原則，這些失誤能夠避免嗎?從上麵的引文中可以看齣，我們當時使用瞭簡單外推法(simple extrapolation)，而這在預測長期趨勢時是不能允許的。我們預測在1980~2000年期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傢經濟增長速度為3％，發展中國傢為5％，蘇聯和東歐國傢為4％。其作為前提的假設是，同上世紀70年代相比，在上世紀最後20年中，各主要類型國傢的經濟增長速度將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但是，做齣這種假設的根據是什麼呢?以美國為例，我們的一個重要假設是：70年代“石油危機”後，美國已經無法再繼續獲取廉價石油和其他初級産品。因而，其經濟增長速度在今後10~20年中不可避免的將要下降。但是，“無法再繼續獲取廉價石油和其他初級産品”這一“事實”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負麵影響到底有多大?市場機製的作用是否會促使石油和其他初級産品價格迴落?其他因素，如科技進步、製度創新是否會抵消原材料價格上漲對經濟的不利影響?在對今後20年美國經濟增長趨勢做齣判斷之前，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們應該首先迴答的。而且問題應該不斷地問下去，直到我們確信已經到達瞭最無疑義的無法進一步分析的“原子”事實為止。否則，我們就犯瞭“推不齣”的邏輯錯誤。當然，它並不能保證我們不會得齣錯誤判斷。但是，它卻意味著我們最充分地利用瞭一切可以獲得的信息；我們的分析是可能得齣的最好的分析。此外，充分利用現有信息的一個先決條件是，事先存在一個指導分析的理論框架，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框架，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提齣問題，在迴答問題的過程中就無法對現有信息進行充分加工。事實上，當我們在前麵就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因素提齣問題時，或好或壞，我們事先已經假設瞭一個理論框架。我們無法確定我們的理論框架是否正確。但是，應用拉卡托斯的“進步”的“理論係列”[6]之類的標準，我們是可以找到一個盡可能好的理論框架的。當然，對世界經濟長期趨勢的分析終究不能最後歸結為機械的邏輯推理和數學運算。把握這種趨勢不僅需要可靠的數據和嚴密的邏輯而且需要正確的直覺，這種直覺來源於經驗、來源於曆史感，同時也來源於創造性的思維。而後者已超越瞭一個經濟學傢甚至一個科學哲學傢的研究範圍。

《國外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與實踐》一文是我在牛津麵壁6年、於1994年8月迴國重操世界經濟研究舊業後寫的最初幾篇文章之一。1995年，“經濟增長方式”問題成為熱門話題，正如在80年代中期的“科技革命浪潮”討論一樣，“經濟增長方式”討論的興起並非世界經濟實踐或世界經濟理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國內政策變化需要的結果。結論早在問題提齣之時就已決定瞭。經驗告訴我，這些討論往往虎頭蛇尾，在耗費瞭大量時間和精力之後，戛然而止。事過境遷，人們很快就會忘記當時那些缺乏文獻基礎的熱門話題！由於預料到這種結果，在經濟增長方式的這篇文章中，我有意把有關“經濟增長方式”(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概念)的討論變為對東亞地區經濟增長成功經驗的討論。我的文章反映瞭這樣一種擔心：“提高生産效率，使經濟增長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拼投入、拼消耗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在60年代初期許多經濟學傢就已提齣瞭‘把外延的擴大再生産轉變為內涵擴大再生産’的思想，但中國始終未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這是為什麼呢?問題的關鍵在於經濟體製。事實已經並將繼續證明：沒有經濟體製的改革，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無法實現的。如果試圖用傳統的指令計劃方法來推行這一轉化，其結果可能是生産效率的進一步下降而不是提高。”寫於1996年的《關於資本流入的宏觀管理的幾個問題》一文討論瞭發展中國傢開放條件下宏觀管理的一些理論和實際問題。盡管觀點不一定全麵，但文章所討論的問題目前已再度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在現代經濟學文獻中，我們已經越來越少看到諸如：實體、本質、矛盾、揚棄和規律之類的概念。經濟學傢所關心的是可以直接經驗、可以測度的經濟學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的時間路徑等等。盡管研究時代特徵、世界經濟發展規律之類的“經濟哲學”問題依然有其地位與意義，但積二十餘年從事世界經濟問題研究的經驗，我深以為世界經濟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從世界經濟的實際齣發，為解決中國經濟所麵對的與世界經濟相關的實際問題提齣具體答案。從本本到本本，坐而論道的研究方式必須加以摒棄。此外，建立世界經濟學體係的條件還遠未成熟，當前世界經濟研究的主要精力還應該放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21世紀世界經濟趨勢》一文概括瞭1998年10月我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以後，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重點研究或計劃重點研究的世界經濟問題。這些問題是：科學技術進步和全球科學技術競爭的加劇、世界産業結構的大調整、國際貿易的繼續增長、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和FDI、WTO和全球貿易自由化、區域貿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和全球範圍內的金融動蕩、國際金融體係改革、區域貨幣閤作和全球收入不平、貧睏加劇以及環境惡化。在文章中我們提齣瞭一些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的初步思路。我認為，深入研究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國執行改革開放方針的需要，而且也是世界經濟研究學科建設的需要。

文集第二部分的文章都是關於世界經濟形勢短期分析和展望的。其中《泡沫經濟與通貨收縮》一文反映瞭我從世界經濟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宏觀經濟平衡(和失衡)的角度分析世界經濟的穩定性的初步嘗試。《21世紀初的世界經濟》寫於1999年初，在文中我強調瞭在21世紀最初幾年美國經濟齣現衰退，世界經濟齣現生産過剩的可能性。這種觀點在當時是不受歡迎的，但現在看來還是比較正確的。另外幾篇是對世界經濟形勢的年度分析和展望。《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評析》一文是對幾年來的分析和展望工作的小結。自1987年起，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每年都在進行世界經濟形勢的短期分析與展望。這項工作最初是由浦山教授和王懷寜教授領導的。我是這項工作的最早參與者之一。1998年以後我又重新參加瞭這項工作。在《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評析》一文中，我對我們的工作做瞭這樣的小結：“經濟預測本來就是一件難得成功的事情。對經濟預測的統計分析顯示，經濟學傢所做的經濟預測並不比簡單的外推(‘今年的經濟增長情況與去年的一樣’)更為準確。盡管如此，經濟學傢對經濟形勢的預測仍是非常有價值的。建立在嚴謹經濟理論基礎之上的預測可以幫助預測使用者係統地、全麵地和首尾一貫地認識所麵對的復雜經濟現象，並在此基礎上針對各種可能齣現的前景製定相應的可供選擇的政策。因而，成為問題的並不是經濟預測是否有存在的價值，而是經濟學傢如何進行預測，以便使之盡可能有效(最大限度地利用瞭可獲得的信息)、盡可能閤乎邏輯、盡可能閤乎實際。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的限製，麵對大量復雜且相互矛盾的信息，我們所能做的往往僅是對西方預測機構和西方經濟學傢的經濟預測做齣自己的評估並決定自己的取捨。由於在長期跟蹤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曆瞭一係列的錯誤與失敗，我們多少積纍瞭一些經驗、形成瞭一些感覺。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目前正在建立正式的世界經濟模型。盡管使用正式的模型不一定會使預測結果有很大改進。但世界經濟模型是世界經濟預測所不可或缺的，否則‘預測’就談不上是真正的預測。”由於技術條件的限製，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都難於給齣令人滿意的結果。更何況曆史發展本身就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拉普拉斯妖也不存在，預測落空在許多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如此，我們的努力還是值得的。經過不懈的努力，我們至少將能夠給決策者提供一個盡可能翔實的、邏輯首尾一貫的把握世界經濟形勢的分析框架。

在第三部分國際金融形勢展望及金融危機評析的幾篇文章中，我比較滿意的一篇文章是同王洛林教授、李薇博士閤寫的《對香港股災發展過程的經濟分析》。這篇文章的最大特點是資料翔實可靠，理論聯係實際。為瞭搞清國際投機者是如何攻擊香港匯市和股市的，我們花費瞭近兩周時間在香港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拜訪瞭包括任誌剛、瀋聯濤和陳德霖在內的香港貨幣當局負責人，香港主要金融機構和學界的許多重要人物和一綫的分析員、操盤手。通過認真的考察，應該說，我們不僅搞清瞭港幣攻防戰的基本脈絡，而且大緻搞清瞭關鍵的操作性細節。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們未能有機會把90年代所發生的幾次金融危機(如美國長期資本公司危機)都能像我們對香港金融危機那樣進行比較透徹的研究。

文集第四部分是有關國際匯率，主要是美元對日元匯率走勢的分析。應用現有的匯率理論和其他有關理論，對現實的匯率(中長期)變動趨勢進行預測是世界經濟研究中最有意思的工作。我們可以通過不斷的試錯，對決定匯率變動的諸多因素有越來越全麵的瞭解，從而使我們對匯率變動的方嚮有越來越好的把握。這幾年來對匯率變動的跟蹤研究使我體會到，盡管決定一國匯率的最直接原因是該國的經常項目收支狀況，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一個國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擺脫經常項目平衡的約束。一個經常項目逆差國傢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靠資本流人來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更不用說，一國的經常項目逆差本身有時可能是資本流人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匯率的變動趨勢變得異常復雜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匯率變動可以和任何方嚮的經濟變動相容。例如，在其他因素給定的條件下，日本不良債權形勢的惡化，既可導緻日元對美元的升值也可以導緻美元的貶值。不良債權的惡化，可以因日本銀行抽迴海外資金而升值，也可以因為投資者不願像以往那樣持有日元資産而惡化。但是，從長期來看，任何國傢(即便是美國這樣的國傢)都不能最終完全擺脫經常項目平衡的約束。在承認資本流動的自主性的情況下，對經常項目逆差的約束可以理解為：經常項目逆差纍積所導緻的外債餘額對GDP之比，必須穩定在一個外國投資者所能接受的水平上。在經常項目逆差對

GDP之比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順差的不斷增加是以對資本迴報率越來越高的要求為條件的。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僅僅是經常項目逆差的不斷增長和淨外債對GDP之比的不斷上升就能夠最終導緻一國貨幣的貶值。

文集的第五部分是對美國經濟的評析。在過去幾年中我對美國經濟的增長前景，特彆是美國經濟中的嚴重泡沫保持瞭比較清醒的認識。但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持續力(staying power)估計不足。過早地認為美國的泡沫經濟將會崩潰、美國經濟將會齣現衰退。這種估計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對“非理性亢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頑強性、股票持續上升的空間以及美國經濟由於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程度估計不足。此外，我對美國經濟發生衰退的形成機製的分析也不準確。當時我所設想的美國陷入衰退的主要環節和路徑是：(1)股市泡沫→消費過熱、投資過熱→股市泡沫破滅→財富效應→消費需求收縮→投資需求收縮→生産過剩危機(衰退)；(2)由於消費過度，居民儲蓄過低→私人債務過高→居民對消費和儲蓄模式進行調整→消費需求減少→投資需求減少→生産過剩危機；(3)外國投資者因美國債務過高而對美元資産喪失信心→抽逃資金→美元貶值→物價上升→FED提息→經濟衰退；(4)經濟過熱→PED提息→軟著陸失控→衰退。事實說明，我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股市泡沫和泡沫破滅所造成的財富效應對消費支齣的影響。在美國2001年的危機中，居民消費始終保持瞭正增長，國際收支失衡也未成為影響美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而IT泡沫破滅所導緻的投資的下跌纔是導緻衰退的最重要直接原因。

文集的第六部分是對日本經濟的評析。如果說我對美國經濟的瞭解主要是間接的、通過報刊雜誌獲得的，而我對日本經濟的瞭解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實地考察獲得的。1995年我參加瞭王洛林教授領導的日本經濟考察小組。自1995年至今，我們同日本財務省、通産省和日本銀行的許多重要官員、日本重要金融機構的許多研究人員和日本的許多著名學者進行瞭廣泛和持續的接觸。這種接觸使我們感同身受地體驗瞭9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經濟的沉浮[7]。在1998年以前，我們基本上是根據日本朋友的介紹來理解和把握日本所麵臨的經濟問題。1998年以後，隨著橋本龍太郎“重整財政”政策的失敗，我們開始更為獨立地分析日本問題。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日本的經濟問題絕不是單純的宏觀經濟調控問題，也不是簡單的不良債權處理問題。日本所麵臨的是與日本文化、政治製度和經濟製度密切相關的結構問題。從現在來看，日本離徹底解決自80年代末期以來所暴露齣的經濟問題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日本經濟的發展和目前的陷入睏境，為中國提供瞭極好的經驗教訓。此外，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發展，日中之間很可能會産生越來越多的問題，這是需要我們高度警惕的。

文集的最後一部分是關於亞洲金融閤作和經濟閤作的兩篇論文。我是東亞經濟閤作的積極支持者。在21世紀最初的幾十年裏，美國很可能將保持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美元和美國的跨國公司將繼續控製世界經濟秩序。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各國麵臨的隻有兩種選擇：單兵作戰並淪為世界大棋局中的卒子，被役者任意驅使，隻落得殘羹冷肴；或者齊心閤力，成為世界經濟三極(美國、歐元區和東亞)之一。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是區域經濟閤作的基礎。而區域經濟閤作則可以增進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研究東亞經濟體之間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可能性和實現這種一體化的具體途徑是中國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者的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80年代初期，世界經濟研究在中國曾經有過它的輝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入和其他經濟學科的發展，世界經濟在經濟學科中的地位又一度衰落。許多高校取消世界經濟專業而將其改為國際經濟學專業。90年代中期以後，世界經濟研究齣現瞭重新崛起的跡象。進入21世紀，中國人對世界經濟問題的關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相信，在新形勢下世界經濟研究一定會齣現新的輝煌。

本文集文章的收集和錄入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同仁，特彆是李春姬女士的大量幫助，作者在此錶示衷心感謝。

最後，作者還要對為《我看世界經濟》齣版付齣巨大勞動的責任編輯賈寶蘭女士錶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