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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法，ISBN：9787301046753，作者：王贵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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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到这本《国际投资法》，还没来得及深入研读，但光是翻阅一下目录和开篇的几章，就足以让我对它的严谨性和深度感到惊叹。作者在序言中提到，本书旨在构建一个清晰、系统化的国际投资法知识体系，通过对关键概念、核心原则以及前沿争议的深入剖析，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这一点从其细致的章节划分中就可见一斑。例如，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了国际投资法的起源和发展，追溯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轨迹，包括早期国家主权原则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以及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背景下，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如何推动了投资保护规则的形成。作者没有回避那些复杂的历史渊源，而是试图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关键条约、仲裁案例和学术观点，来揭示国际投资法为何会呈现出今天的面貌。这种溯源性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解当下存在的诸多争议，比如投资保护标准与主权考量之间的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此外，对不同地区性投资协定（如NAFTA、CAFTA-DR）和多边框架（如GATS）的比较分析，也为我们理解全球投资规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我特别期待后续章节能对“公平公正待遇”（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这一核心保护标准进行详尽的解读，因为这是实践中争议最多的条款之一，其内涵的演变和不同仲裁庭的解释差异，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权利和东道国的监管空间。本书的这种细致入微的梳理，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让我对接下来更具挑战性的内容充满期待。
评分《国际投资法》这本书，特别是其关于“投资保护标准”和“国家责任”的章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之前一直对“公平公正待遇”（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FET）这一概念感到比较困惑，因为它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在不同的投资协定和仲裁案例中，其解释和适用都有所不同。然而，本书的第三部分，通过对一系列重要的仲裁案例，如“Glamis Gold v. Mexico”、“Methanex v. United States”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为我揭示了FET标准的具体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演变。作者不仅区分了FET标准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等其他保护标准的区别，还深入探讨了FET标准所包含的诸如“透明度”、“正当程序”和“对投资者的合理预期”等要素。更重要的是，本书还着重探讨了东道国“国家责任”的问题，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东道国的行为会被认定为违反了其在投资协定下的义务。通过对“RosInvestCo v. Russia”、“Yukos Capital v. Russia”等案件的解读，作者详细阐述了东道国如何通过其政策的突然变更、缺乏透明度的执法以及对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等行为，而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这种对复杂的法律概念进行层层剥离和深入解读的方式，让我对国际投资法在保护投资者权益和维护投资环境稳定方面的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国际投资法》给我最大的触动，莫过于它对投资协定中那些看似晦涩的“保护标准”的细致解读，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国家保护义务”和“投资者的救济措施”的章节。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这些标准，而是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性投资协定（BITs）的比较，揭示了这些标准在实践中是如何被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例如，“国家保护义务”这一概念，在很多投资协定中都被明确规定，要求东道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但“一切必要措施”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它是否意味着东道国必须承担无限的责任？书中通过对“Fomento”等案件的分析，探讨了东道国在保护外国投资时所应尽的注意义务，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东道国的疏忽或不作为会被认定为违反了其保护义务。这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探讨，更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权益的实际保障。此外，书中关于“投资者的救济措施”的阐述，特别是对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深入分析，更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作者详细介绍了ISDS的起源、发展以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包括仲裁的类型、程序以及生效方式等。通过引用“Gabcikovo-Nagymaros”等著名案件，作者生动地展示了投资者如何通过仲裁程序来寻求对东道国违约行为的救济，以及仲裁庭在审理案件时所遵循的原则和程序。这种对ISDS运作机制的深入剖析，为读者理解国际投资法在实践中的“执行力”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评分在我初步阅读《国际投资法》的过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部分，无疑是作者对“国家保护义务”这一概念的深入剖析。在很多投资协定中，国家往往被赋予了保护外国投资者的义务，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东道国必须承担无限的责任，只要外国投资受到任何形式的损害，东道国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本书的第三部分，通过对一系列经典仲裁案例的细致解读，为我们揭示了“国家保护义务”的实际内涵和限制。作者首先梳理了“最低公平待遇”标准，并详细阐述了该标准在不同投资协定和不同仲裁庭判决中的演变。随后，他着重分析了“国家保护义务”与“最低公平待遇”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东道国在履行其保护义务时，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东道国必须承担绝对责任。通过对“S.D. Myers v. Canada”、“Loewen Group v. United States”等案件的分析，作者揭示了在判断东道国是否违反了其保护义务时，仲裁庭会考虑诸如东道国是否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等因素。这种对“国家保护义务”的细致界定，不仅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自身权利的边界，也为东道国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
评分《国际投资法》这本书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其结构之清晰，逻辑之严谨，让我这种初涉该领域的读者也能循序渐进地理解复杂的概念。作者在第三章关于“最惠国待遇”（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MFN）和“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NT）的阐述，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将这两个原则割裂开来，而是首先厘清了它们各自的含义、适用范围以及在不同类型投资协定中的体现形式。例如，MFN原则强调的是国家对一缔约国投资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对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给予的待遇；而NT原则则要求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给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对本国投资者给予的待遇。更重要的是，作者深入分析了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潜在的冲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原则来评估东道国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投资协定的义务。他引用了大量的仲裁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中仲裁庭的判决理由进行剖析，来阐述MFN和NT条款在具体语境下的解释和适用。例如，在某些案件中，仲裁庭会仔细审查投资协定中MFN条款的措辞，判断其是否包含对“待遇”的实质性要求，或者是否仅仅是程序性的要求。这种深入到条文解释和判例分析的细致程度，让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理论著作，更是一份实用的操作指南。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作者如何进一步分析“国民待遇”原则在服务贸易领域中的应用，以及它与投资保护之间的微妙联系。
评分尽管我还没有完全读完《国际投资法》，但初步的阅读体验已经让我感受到其内容之厚重与分析之深刻。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法律条文或案例，而是着力于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对不同学派观点的梳理和评析，展现出国际投资法领域内思想的碰撞与发展。作者在第二章中对“国家主权”与“外国投资”之间关系的探讨，就触及了这一学科最核心的张力所在。一方面，国家作为主权实体，拥有对其领土内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规制的固有权力；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保障投资者权益，国家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身的主权行为，接受国际法的约束。这种约束是如何产生的？其边界又在哪里？本书通过对国际法基本原则，如“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的解读，以及对早期国家对外国财产征收时如何赔偿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国家主权在接受国际法约束下的动态演变。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分析“征收”概念时，不仅区分了直接征收（expropriation）和间接征收（expropriation in the“creeping”form），还深入探讨了非歧视原则在征收补偿标准适用中的作用，以及投资协定中关于“公共目的”的考量。这些分析不仅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也为理解东道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法律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我相信，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国际投资法这一复杂领域将会有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并能够更好地把握其理论精髓与实践脉络。
评分说实话，在翻阅《国际投资法》之前，我对“投资保护标准”这个概念的理解还比较模糊，总觉得它只是一些抽象的法律条文。然而，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尤其是关于“国家征收”和“最低公平待遇”（Minimum Standard of Treatment, MST）的章节，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的论述不是干巴巴的法律条文堆砌，而是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不同学派和实践中观点差异的深入剖析，将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阐释得淋漓尽致。关于“国家征收”，书中不仅区分了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还对“间接征收”的判断标准进行了详尽的探讨，包括“实质性剥夺”（substantial deprivation）和“经济征收”（economic expropriation）等概念。作者引用了“Metalclad”、“Pope & Talbot”等经典案例，细致地分析了这些案例中仲裁庭是如何运用“占有”或“剥夺”的实质性标准来判断东道国行为是否构成征收，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即便没有直接剥夺其所有权，也可能构成构成征收。这种对复杂概念的层层剥离和深入解读，让我对国际投资法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如何平衡东道国合理监管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尤其期待看到书中对“最低公平待遇”这一更具包容性的保护标准，如何与“公平公正待遇”等其他标准进行区分和联系，以及它在实践中是如何被具体适用的。
评分在我初步翻阅《国际投资法》后，我对其关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部分的论述，尤其是对“直接诉诸仲裁”这一概念的解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作者并非仅仅是介绍ISDS的框架，而是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挑战。他首先梳理了ISDS的起源，解释了为何国际社会会选择这种非国家化的争端解决方式，以及它与传统国际法下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区别。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分析“直接诉诸仲裁”时，如何通过对不同投资协定条款的比较，来阐释其含义、范围和限制。例如，并非所有的投资协定都允许投资者直接向国际仲裁庭提起诉讼，有些协定可能要求投资者先寻求国内救济，或者要求投资者事先向东道国发出通知并进行磋商。作者通过引用“Amco v. Indonesia”、“Tokios Tokeles v. Ukraine”等经典案例，生动地展示了仲裁庭在解释和适用“直接诉诸仲裁”条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仲裁庭如何平衡投资者诉权与东道国主权考量。他还深入探讨了“合法性”（legality）和“可执行性”（enforceability）这两个概念在ISDS中的重要性，解释了仲裁裁决如何在不同国家获得承认和执行。这种对ISDS运作细节的深入剖析，让我对国际投资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国际投资法》这本书在关于“国家监管权”与“投资保护”之间关系的论述上，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国际投资法似乎是一个只关注如何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法律领域，而忽略了东道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所拥有的合理监管权。然而，本书的第二部分，通过对一系列经典案例的深入剖析，清晰地展现了国际投资法并非一味地偏袒投资者。作者首先探讨了“间接征收”这一概念，解释了东道国如何通过一系列管制措施，即便没有直接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也可能构成对投资的实质性剥夺，从而违反投资协定的规定。但是，作者也并没有回避东道国作为主权国家，其进行合理监管的必要性。他详细分析了在“经济征收”的判断中，东道国监管行为的“公共目的”、“非歧视性”以及“补偿”等因素的重要性。通过对“Metalclad v. Mexico”、“Pope & Talbot v. Mexico”等著名案例的解读，作者揭示了仲裁庭在判断东道国监管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时，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这种对国际投资法复杂性的深入挖掘，让我认识到，在促进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平衡东道国的合理监管权，是该领域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挑战，也是本书着力探讨的关键议题。
评分《国际投资法》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尤其是关于“投资评估”和“国家监管权”的章节，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国际投资活动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在以往的认知中，我总觉得国际投资法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而忽视了东道国在吸引外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所拥有的权利。然而，本书的第二部分，恰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并没有回避东道国作为主权国家，其进行投资评估和制定监管政策的合理性，反而详细分析了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东道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行使其监管权，以及这种监管权如何受到投资协定的约束。书中关于“间接征收”和“非歧视原则”的分析，就为我们理解东道国监管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作者通过对“LG&P&E v. Argentina”、“Vivendi v. Argentina”等著名案例的解读，揭示了东道国在经济危机时期采取的某些管制措施，即便对外国投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其具有公共目的、非歧视性以及在法律框架内的合理性，而被仲裁庭认定为不构成违约。这种对东道国监管权与投资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的阐述，让我认识到国际投资法并非是一味地偏袒投资者，而是力求在促进全球投资的同时，也尊重和维护东道国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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