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事物對象，倘若價值取嚮不同，其作齣的價值判斷必然相異。怎樣認識金、元、明、清四朝幾近八百年間的詞創作現象及其成就和價值，首先碰到的就是繩衡尺度，也即價值取嚮問題。

　　作為一種閤樂的抒情詩體，詞在兩宋時期已是極其發展並臻於燦爛的高峰境地，這種輝煌態勢的呈現當然又是與該文學體裁的功能被充分發揮是同步的。某種文學藝術樣式的發萌、成熟、發展、絢爛，其實都是文化演進範疇中事，詞在宋代構成其特有的黃金時期，同樣不例外。關於宋代文化，當年陳寅恪先生在《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序》中曾有過一個精闢論斷：“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韆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金明館叢稿二編》第二四五頁）

　　文化，特彆是高層次形態的精神文化，其“造極”的錶現首在對人、天兩大命題的認識探究上。對“人”的研討包括著史鑒的進一步被重視，而對“天”的認知則深入及有關的“道”的、事物規律的各式各樣的論辯。至於人材選拔的科舉製度的更新，乃是文化發展主體的“人”的纔思的一次激活。這種製度在曆時性演變過程中産生瞭無盡的弊端，那是後話。應該承認新的人材考試製度對“士”的結構組閤以及心理深層的潛在促變的作用是巨大的，深遠影響著中國近韆年“士”的人生觀和人格價格準則，其中包括著儒傢的“忠愛”觀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酵化和育成。文化的“造極”，在精神領域內同時還錶現在審美意識的高度嬗變、發展、豐富、精深；審美追求具體地深入到感官接受的各個方麵的精益求精。於是，諸如文化藝術領域內詩、書、畫兼精的“三絕”多麵手湧現瞭，學者、文人之間溝渠更暢通瞭，至若文學範疇的詩、文、詞俱擅者就更不勝枚數。尚處在新興階段而又視聽審美功能兼具的詞，在這樣的文化大背景下獲緻迅捷發展並矗峙起高峰，正是曆史的必然。

　　然而，高峰並非是斷嶺，曆史的必然不等於曆史終結。文化永遠呈積纍形態，而且一旦積澱後又成為精神投入而滲閤進入的心態。所以，“造極”之勢容或停滯以至落潮，已構成的文化積纍絕不消失。何況，作為抒情之體的詞，不管其閤樂與否，到北宋時已無可更變地成為心靈載體之一種。載體，隻是工具，隻是運載手段。毋論其體式、聲律、格調完備完美到怎樣程度，它自身不會演進或消亡，載體的功能效態和審美力量發揮得如何，能否繼續發揮?決定性的是人，是一切文化的創造主體。

　　由此而言，宋人將詞的藝術效應發揮到造極地步，從某種意義講，對後人既是財富，又是沉重的負荷。楷模的力量是無窮的，模式則是心靈的桎梏。但是，宋詞的建樹畢竟為這一抒情體完善瞭各方麵的功能，而且標高瞭界點或者叫藝術審美的起點，能否充分利用這筆財産並加以豐富，全賴後人的智慧纔力和心靈律動瞭。

詞史證明，大緻與北宋告終同時而始起的金、元、明、清四代八百年間詞界纔士們沒有耗損這一特定的文化積纍。雖有興替起落之勢，然而心靈運載之體的效能始終呈現強勁而多姿多彩。這與那個曆史時期加於人們的辛酸和苦澀太多有關，而痛苦正是封建文學的催生劑，尤其是在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