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六月初，在海口市举行的“非马现代诗研讨会”上，一位文学教授把写诗的非马和从事科技的马为义放在他的价值天平上秤了秤，然后郑重地宣布：“非马比马为义重多了！”

他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好心，目的是为了突显我在现代诗创作的一点成绩。但我自己不会用这种解构方式来衡量自己。毕竟，笔名与本名，说的都是同一个人。

类似的问题，多年前也被提起过。那年我到大陆讲学交流，返美前把箱底剩下的一本诗集送给了我在广州海关工作的堂哥。他当面没说什么，我一回到美国，就收到他寄来数落我不务正业的长信。在信上他说，看看人家杨振宁李政道先生吧！他们在国内有多风光啊！你为什么不好好专心搞你的科研工作呢？我堂哥大概不知道诺贝尔奖只有寥寥几个名额，而且根本不可能落到工程师头上。我记得当时给他的答覆是：“在美国，像我这样的科技人才，成千累万。但写非马诗的，只有我一个呀！”

几年前我决定自美国能源部属下的阿冈国家研究所提早退休，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我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我的旧爱 (写作)与新欢(绘画及雕塑)。纯从社会功利的观点来看，我这么多年的科研工作，还算不太辜负所学，也不至於太亏欠人类社会。更重要的，我想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一生，根据自己的志趣，做出最有效、最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最佳安排。让能当将军的人去当小兵，或让只能当小兵的人去当将军，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浪费与灾害，对个人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一种不智的选择与安排。

很少人知道，我写散文的历史同写诗一样长。当年在台北工专念书时，我与几位同学合办了一个叫《晨曦》的油印刊物。为了弥补每期稿源的不足，作为主编的我不得不用各种笔名，写出了包括诗歌、散文、评论以及小说。有一次我的一篇散文参加《新生报》副刊的青年节征文，还得了奖。之后有几次，大概是因为临时缺稿，我的文章还取代了当时一位名作家的专栏位置。但后来我还是专注于写诗，主要原因是时间的限制。写诗，特别是写短诗，不像写散文那样需要在书桌前正襟危坐，随时随地都可在脑子里酝酿。当然也可能是诗的形式较吻合我当时闹恋爱强说愁的年轻心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写诗却越来越给我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当然，诗贵含蓄，意犹未尽正是好诗的征象之一。但它常使我感到某种不满足，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我想，或许在诗与散文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蛮荒地带。几年前我有机会为香港一个报纸副刊写专栏，便开始在这地带上从事探险，在散文里引入了我自己或别人的诗。

我寻求的是诗与散文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既不全是“放大了的诗”（许福吉教授语），更不是“缩小了的散文”。我要让诗与散文在我的作品中相得益彰，水乳交融。意依然未全尽，但我已有了一吐为快的舒畅。我的另一个企图是想让读者知道，现代诗并不如传说或一般想像中那么晦涩难懂可怕。我不知道我在这方面究竟成功了多少，但我曾接到香港几位大专学生的电子邮件，感谢我让他们有了接触现代诗的机会。

近年兴起的电脑网路，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发表管道。几年前我在一位美国诗友的鼓动下，建立了〈非马艺术世界〉网站，展出我的中英文诗选、双语每月一诗、散文以及我越来越心醉喜爱的绘画与雕塑作品。由于这个网站，我得以同远在东南亚、日本、中东以及欧洲等地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学者和读者们交流。在从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网路再神奇，在我心目中仍不免有点虚幻。如果说传统的出版方式只是纸上谈兵，那么网上发表则连可触可翻的纸页都没有，更不要说那令人气爽神清的油墨香了！

在我想像的未来书城里，萧邦的钢琴曲在空中铮铮激荡，人手一册的读者们或站或坐，其中一位眼睛湿润、嘴边挂着微笑的年轻人( 不仅指年龄 )，手里捧着的，正是我这本《凡心动了》。这景象在我身上激起了一阵幸福的微颤，如我在 中所描绘的：

这阵温柔的风

想必来自

你一个甜蜜的叹息

此刻正诱使花儿

纷纷吐露芳香

并激发一阵阵幸福的微颤

在叶子同我身上

沙沙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