卮言稗說《大故事》

止庵

《大故事》是高陽的一部消遣之作。這話說得好像不大講理，高陽的小說我們不也是讀來消遣的麼。我是說這是“高陽的”消遣之作。他的小說我隻在十幾年前讀過一部《乾隆韻事》，僅憑記憶也敢斷言他寫這書不像寫小說那麼用心。《大故事》列在“新世紀萬有文庫”，書前的“本書說明”對撰寫齣版過程未予介紹，但是通讀一過，就知道當初多半是為報紙雜誌寫的，而且隨刊隨寫，作者未必成竹在胸耳。下筆常常興之所至，藉題發揮，譬如《天下第一傢》講到楊廷和，就扯齣其子楊慎，進而說到“我讀《升庵集》的感想”；又如講到雍正“其時適在病中”，就說及他怎麼給被他害死的胞兄封神，都與正文無甚乾係。有些短章如《萬園之園話圓明》、《明十三陵漫談》則近乎應酬。至於像《天下第一傢》這樣的長篇，雖然分量較重，但由英國王室、穆罕默德、日本皇室和孔子這所謂“四大世傢”說起，已可看齣作者何其隨意瞭。高陽自謂所作“近乎‘卮言稗說’”，誠哉斯言。我們如此說法，不是存心加以貶損；是給下麵要說的話定個調子。人傢不很當真的東西，論者若是太過嚴肅地對待，不免將為明眼人所竊笑瞭。

高陽文筆雄健，學識滿腹，這是兩大強項；所以他寫“卮言稗說”，端的揮灑自如，引人入勝。前麵談到行文多跑野馬，其實也可視為作者纔學過人的錶現，文脈並不因此而渙散，照樣兒浩浩蕩蕩，席捲嚮前。他是能放能收，敢放敢收，一概駕馭得住。換個人恐怕未必能就著這麼多話頭去跑野馬，就算偶爾跑一趟，自傢兒文章先已亂瞭套瞭。高陽這書寫得不甚認真，全憑多年積蓄那點兒底子，可他忽然認起真來，特彆有股精氣神兒。譬如《紫禁城搜秘》，其中承襲前輩史學傢孟森《香妃考實》中的論斷，以所謂“香妃”即容妃，有人與之爭辯，他所寫的答對文章，最可見其風采。而且高陽畢竟是高陽，就算認真也不失恣意放縱之態，自有一份兒特彆的自信。偶爾鄭重其事一席話，又足以讓我們瞭解他認真而不甚認真的底綫所在：

“大約三十年前，我作瞭一個考證，請鬍適之先生看；適之先生以微帶嗬責的語氣說：‘這種考據做不得的。’我明白他的意思，‘大膽的假設’必須有一個‘有可能’的前提，如果根本無此可能，先存成見於胸中，則‘求證’必不能‘小心’，經不起駁斥，豈非枉拋心力，自討苦吃！”

可以說《大故事》中所言，凡有價值有意思之處，總不違背前輩的這一指點。不過若單單剩下不認真瞭，也就沒價值沒意思瞭。這於行文間時而見之，恐怕趕上作者思緒奔湧，無暇為此分心罷。當然還有另一方麵，正是該為鬍適所“嗬責”者也。如孟森嘗作《董小宛考》，駁斥世傳順治之董鄂妃即董小宛一說甚為有力；高陽顯然不願捨棄這段“傳奇”，所寫《董小宛入清宮始末詩證》（收入《高陽說詩》），實在牽強附會之至。《科場弊案知多少》裏也講“為順治封為皇貴妃的董小宛”，以下一通描述，都是些沒影子的話。所以我們總不免要留一點兒神。

這裏談到孟森，他在《董小宛考》中有番話說，很是精闢：“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並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為馬方法，對曆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也就是說有個限度，作者必須把持得住。孟森自己也說過“願作一較有興趣之文”，但他所謂“有趣”全在於事件本身，而不是作者要一味寫得有趣。我們讀高陽文字，總佩服其瀟灑傳神，例如《紫禁城搜秘》講到慈禧進膳，“到得相當時候，就要上演一齣由張福連帶導演，演員包括‘四大金剛’、皇帝、皇後、甚至慈禧自己在內的‘執行傢法’的戲瞭”：

“在‘演戲’時，由張福先用手勢或眼色打暗號，光緒便故意在第二匙以後，又去舀第三匙，隻聽得為首的老太監，大喝一聲：‘撤！’“這一聲裏外皆聞，慈禧將筷子一停，皇帝持匙發愣，皇後垂眉斂手，張福嚇得打哆嗦，趕緊將這樣菜撤瞭下去。‘撤’與‘斥’同樣，等於慈禧受瞭申斥；清朝帝後視‘傢法’為神聖不可侵犯，所以慈禧也不敢改這個規矩，錶示以身作則受傢法。”

這種地方讀來很解氣，簡直如臨其境，就像在讀他的小說；然而又眼見得小說傢高陽多少有些按捺不住，要推開曆史敘述者高陽，自己登場瞭。這正是為謹嚴的史學傢孟森所早已警告過的。如果說前引文勉強還算得孟森所說“加甚”而不是“將無作有”，一旦高陽寫到興頭上，又是人物對話，又是心理活動，就超齣曆史所能容忍的限度，純然是小說筆法瞭。說來這在中國乃是古已有之，《左傳》、《史記》皆不無此弊，真真假假，莫知究竟。然而曆史是曆史，小說是小說，二者不能混淆；古人不明此理，今人當有覺悟。此所以《大故事》雖冠以“大”字，到底還是“故事”也。不過話說迴來，人傢原本寫的“卮言稗說”，要是讀時處處當真，責任恐怕不在高陽，倒在我們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