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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立文

出品人:

页数:420

译者:

出版时间:2002-01-01

价格:27.00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500403968

丛书系列:社科学术文库

图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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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引言 在人类思想的浩瀚星空中，哲学始终以其独特的光辉指引着我们探索宇宙、认识自身、把握真理。而逻辑，作为哲学认识世界、构建思想体系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西方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自孕育出迥异的思维模式与表达方式。若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哲学，我们会发现其在逻辑结构的呈现上，有着与西方传统逻辑既相似又截然不同的独特风貌。本文旨在深入剖析中国哲学特有的逻辑结构，揭示其内在的生成机制、运作方式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为理解中国古代智慧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第一章：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独特性——“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张力 与西方哲学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的、高度形式化、概念化的分析性思维不同，中国哲学更倾向于一种整体性、关联性、情境性的认知方式。这种差异根源于中国哲学对“道”的理解。“道”在中国哲学中，既是本体，也是规律，是一种浑然一体、无所不包的终极实在。对“道”的把握，不能简单地通过概念的切割与推理来达成，而需要一种更为直观、体悟式的领会。 这种整体性的认知倾向，在中国哲学中体现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辩证统一。西方逻辑往往将本体论（形而上）与认识论（形而下）相对立，强调概念的清晰界定和推理的严谨性。而中国哲学则认为，形而上的“道”并非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存在，而是内在于形而下的万事万物之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道”并非仅存在于“器”之外，而是通过“器”的运作、相互关系来显现。因此，理解中国哲学，必须同时把握其形而上的精神旨趣与形而下器物的具体表现。 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张力，构成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一个基本框架。它意味着，中国哲学中的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具体的经验、情境、实践紧密相连。对一个概念的理解，往往需要考察其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以及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性和情境性，使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但也增加了其形式化分析的难度。 第二章：中国哲学逻辑的“象”与“数”——从具象到抽象的桥梁 如果说“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张力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外在表现，那么“象”与“数”则可以看作是其内在的运作机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老子、庄子、孔子、易传作者等，都深刻地认识到“象”在认知世界中的重要作用。“象”在中国哲学中，不仅仅是事物的表象，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意涵，一种可以引发联想、体悟深义的载体。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中的这段话，生动地揭示了从抽象的“太极”到具象的“象”，再到更精细的“八卦”的生成过程。这里的“象”，既可以是天地、日月、山水等自然景象，也可以是阴阳、刚柔、奇偶等抽象的二元对立。这些“象”并非静止不变的符号，而是动态变化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构成了世界的规律。 “象”作为一种直观的、感性的表述方式，是连接“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具体事物的桥梁。它不像西方逻辑那样，通过定义和演绎来建立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类比、联想、暗示等方式，引导人们去体悟事物的本质。 然而，中国哲学逻辑并非仅止于“象”的直观，它同样重视“数”的作用。“数”在中国哲学中，具有象征意义和规律性意义。例如，“五行”、“四时”、“八卦”中的数字，都蕴含着特定的意义和秩序。这些“数”并非简单的量化，而是对事物内在规律和结构的概括。 “象”与“数”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认识框架。“象”提供了具象的、可感知的载体，而“数”则在“象”的背后揭示其内在的规律和秩序。通过对“象”的解读和“数”的把握，人们得以窥探“道”的运行规律，从而达到对世界的深刻理解。这种方式，使得中国哲学在表达其深刻思想时，往往显得含蓄而富有诗意，但也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悟性才能 fully appreciate。 第三章：中国哲学逻辑的“理”与“事”——情境化的推理与辩证的统一 在中国哲学中，“理”与“事”的关系，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要素之一。与西方逻辑强调形式规则下的演绎与归纳不同，中国哲学更侧重于“理”在具体“事”中的显现，以及“事”的变通与情境化。 “理”在中国哲学中，并非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规则，它更包含着事物的本然状态、内在规律、道德原则等。例如，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之理，并非一个孤立的命题，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事”中，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社会的治理等方方面面。 “事”则是具体的人生经验、社会实践、历史事件等。中国哲学认为，“理”的真正意义在于指导和规范“事”。脱离“事”的“理”，往往流于空谈；而没有“理”指导的“事”，则容易陷入混乱或偏颇。 因此，中国哲学中的推理，往往不是脱离具体情境的演绎，而是基于对具体“事”的把握，从中找出其内在的“理”，并根据“理”来指导新的“事”。这种推理方式，带有鲜明的情境化色彩。一个道理，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和应用。正如孔子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弟子提出不同的教诲，正是情境化推理的生动体现。 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逻辑并非追求绝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强调“理”与“事”的辩证统一。例如，阴阳学说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辩证思维。阴阳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在具体的事物中，既有阴的一面，也有阳的一面，并且两者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相互转化。 这种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哲学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更能展现出其灵活性和包容性。它允许事物在变化中寻求平衡，在矛盾中寻求发展。因此，理解中国哲学逻辑，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而需要深入体会其“理”与“事”的动态关联，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对“理”的灵活运用。 第四章：中国哲学逻辑的“用”与“道”——实践的指向与智慧的展现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最终指向，在于“用”——即实践与应用。与西方哲学在理论层面追求知识体系的完备与自洽不同，中国哲学更注重其思想对于现实人生、社会秩序、国家治理的指导意义。因此，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研究，最终要落脚于其“用”的价值。 “道”虽然是形而上的终极实在，但其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具体的“用”。例如，儒家所说的“道”，最终是为了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道家所说的“道”，是为了使人达到“与道同游”的逍遥境界。这些“道”的实现，都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和行为来达成。 因此，中国哲学逻辑，在表达和构建思想体系时，往往蕴含着强烈的实践指向。它鼓励人们在实践中体悟“道”，在行动中彰显“理”。例如，墨家的“兼爱”、“非攻”等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实践色彩，并试图通过具体的社会改革来实践其思想。 同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也是智慧的展现。它并非简单的概念堆砌或规则应用，而是将深刻的洞察、丰富的人生经验、对宇宙规律的体悟融入其中。这种智慧的展现，往往具有一种“不言之教”的特点，通过含蓄的比喻、精妙的论证，引发读者的深思，促使其自行领悟。 例如，《孙子兵法》的逻辑结构，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逻辑的特点。它没有冗长的理论论述，而是通过对战争规律的洞察，提出了一系列精炼的“道”与“法”。这些“道”与“法”，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要求在具体的战争情境中灵活运用，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独特而深刻的。它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张力为框架，以“象”与“数”为桥梁，以“理”与“事”的辩证统一为运作方式，最终指向“用”的实践与智慧的展现。理解中国哲学，必须跳出西方传统逻辑的思维定势，以一种更为开放、包容、整体性的视角，去体悟其内在的逻辑魅力。 结论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将致力于系统地梳理和阐释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逻辑结构。本书并非旨在将中国哲学强行纳入西方逻辑的框架，而是要深入挖掘其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范式。通过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辩证关系、对“象”与“数”的象征意义、对“理”与“事”的情境化推理、以及对“用”的实践指向等核心概念的深入探讨，本书将力图揭示中国哲学内在的逻辑脉络，展现其作为一种深刻而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的独特价值。 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中国古代智慧的全新工具，帮助大家更清晰地认识中国哲学在认识世界、理解人生、处理问题时所采用的独特方法。通过对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深入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也能够从中汲取宝贵的思想资源，为当代哲学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贡献力量。本书所探讨的逻辑结构，并非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而是与中国哲学所关怀的现实人生和社会秩序紧密相连，其研究成果必将对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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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阅读体验，简直像是在迷雾中寻觅一座失落已久的古老城邦的地图。我原本以为自己对传统哲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这本书却以一种近乎解剖学家的精准，将那些看似浑然一体的哲学体系，一层层剥开，露出了其内在的骨骼和脉络。尤其是在探讨“理”与“数”的关系时，作者的论证逻辑严密得令人窒息，仿佛能触摸到先秦思想家们在进行辩论时的气息。书中对不同学派在概念范畴上的细微差别处理得尤为精彩，它不是简单地罗列观点，而是深挖其背后的思维定势和逻辑起点。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所采用的跨学科视角，那种将语言学、数学模型引入传统思辨的尝试，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想象空间。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看待古代典籍的目光都变得锐利了许多，那些曾经晦涩难懂的段落，现在似乎都有了清晰的结构支撑。这绝非一本轻松的读物，它要求读者投入极大的心力去跟上作者的思维跳跃，但随之而来的洞察力提升，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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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我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智力上的疲惫与满足交织”的状态。这本书的学术深度毋庸置疑，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它在不损害其专业性的前提下，对中国思想的内在秩序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在梳理魏晋玄学那些复杂纠缠的“名教”与“自然”关系时所展现出的耐心和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用西方的二元对立去套用，而是构建了一套更贴合本土思维方式的逻辑模型来描述这种张力。书中的图表和模型虽然不多，但每一个都恰到好处地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将复杂的文本分析凝练成了清晰的逻辑关系图谱。对于那些希望在博士阶段继续深耕中国哲学，或者从事哲学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工具箱。它强迫你跳出舒适区，用一种更加结构化、更具系统性的方法去面对那些经典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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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的冲击，更多来源于它颠覆了我长期以来对中国哲学“重义轻形”的刻板印象。我们习惯了赞美古人的智慧宏大、气象万千，却鲜少有人去探究支撑这些宏大叙事的底层逻辑框架到底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本书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它的文字风格极为沉稳、克制，每一个论断都像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精密计算。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如何处理道家和儒家在“无”与“有”这一基本范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停留在字面意思的争辩，而是深入到构建世界观的底层公理层面。这种严谨的分析，使得原本的哲学争论变得可以量化、可以比对。虽然某些章节的论证链条非常长，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完全跟上，但一旦理解了其中的逻辑枢纽，便豁然开朗。这感觉就像是突然掌握了一门新的“思维语言”，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来审视古老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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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对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烧脑马拉松”。它的语言风格极其凝练，充满了专业术语和严密的定义，绝非茶余饭后的消遣之作。我最大的收获在于它对于“变易”思想的结构解析。传统上我们多从《易经》的卦象或天人感应的角度去理解，但这本书却从信息传递和状态转换的角度，构建了一套关于“变”的逻辑基础。这种将古代哲学置于现代科学思维框架下进行反思的尝试，虽然可能引起一些保守学者的争议，但其提供的新视角是极具启发性的。它不是在“翻译”古人，而是在“重建”古人的思维结构。每读完一个小节，我都需要停下来，在笔记本上画出自己的逻辑流程图，以确保自己没有在作者的复杂论证中迷失方向。这本书真正做到了“论”而非“述”，它在构建一套属于中国哲学的“形式逻辑观”，其雄心和执行力都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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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初捧此书时，我的内心是充满忐忑的，毕竟“逻辑结构论”这个标题自带一种冷峻的学术气息，生怕它会变成一本枯燥的符号学教材。然而，接下来的阅读过程，却出乎意料地充满了智力上的“冒险感”。作者在构建其理论框架时，表现出了一种罕见的叙事天赋。他没有被繁复的引文和注释所拖累，反而像一位技艺高超的建筑师，引导我们参观一座宏伟的思想宫殿。我尤其对其中关于“中和”概念的结构性分析印象深刻。过去总觉得那是个模糊的道德理想，但在本书的梳理下，它被拆解成了清晰的可操作的逻辑模块，甚至是具有内在辩证运动的系统。这种将抽象概念“可视化”的处理方式，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同时又不牺牲其深刻性。对于那些希望从“是什么”深入到“如何运作”层面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把精密的钥匙。它成功地将哲学史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提升到了结构性分析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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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具书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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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文先生範疇研究的總括，可惜張岱年先生珠玉在前，略顯遜色。不知道張先生是否和方立天先生有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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