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唐（1896年－1960年）是与唐兰、郭沫若等齐名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期间和晚年主持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时，对收集、保护管理山东的珍贵文物和文物图书做出过重要贡献，对山东地区田野考古的初步开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学术上长于金石文字和版本目录之学，治学严谨，著述甚多，诗、书、画也有很深的造诣。已出版的《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临淄封泥文字》等著作，早为大家所熟悉，但久已闻名的《国史金石志稿》却一直没有出版，而且手稿也不知去向，成为学界的憾事。后由南京第二档案馆提供信息，其家人终于在南京第二档案馆见到了这部尘封60多年的巨著手写稿。

王献唐编写此书时，几乎遍寻20世纪上半叶所有的金石著录，收录的器物有乐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杂器直到铜镜、古玺、梵像等，几乎包罗万象，为一般著录类书籍所罕见。所录器物的时代，从商直至魏晋南北朝，跨越时限之长，也是同类著作所难以做到的。故此书的容量，无论在他编写的那个时候，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属于相当博大的类型。《国史金石志稿》的释文和案语，再一次显示王献唐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它既反映了半个世纪前的学术水平，也向我们提供了今天治学的榜样和同类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

现出版的《国史金石志稿》（青岛出版社）20卷，编撰于1943年。从其说明获知：原计划全书分为金、石、骨玉、陶木四类，基本完成的是金类部分；所录各器，以民国年间出土及民元以来著录者为限；著录之器，以有铭文者为主，无铭而器制花纹有关典要者，亦酌录一二。这便不同于一般的金文集录之书，需要在编纂时（通查清人及以前各书），剔除早已著录的器物，以期更加明确地反映民元以来金石方面的考古成绩，在中国金石考古之学的发展史上有其重要意义。据统计，书中著录之器共计4854件，引用书籍图录70余种；时代上包括商、周、秦、汉，及至魏、晋时期；器类上既有乐器、酒器、水器、食器和烹饪器，又有兵器、工具、车马器、度量衡器和其他利器，甚至还有通常单独成书的玉印和货币。书中所录铭文，对近人已有考释，或持善而从，或随时改定；未考释者，则自为释文。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

《国史金石志稿》的精深之处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器物的选录都经过作者认真辨伪。正如作者在说明中所说，“各书著录之器，有在本书范围，而本书不收者，其器类为伪作”。其中有23件器物，作者眉批“疑”字，也就是说这些器物属于真伪莫辨而具有收录价值的范围，至少不是伪器，这对器物的辨伪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个别器物，作者只对其铭文提出质疑，标出“疑伪刻”，这对鉴别青铜器铭文的真伪提供了有价值的佐证。2）在文字考释方面表现出非常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对铭文中不能确释的字，作者均存其原形。对大量残缺的字，剩几笔就摩几笔，决不揣摩或主观臆断。更重要的是对有些疑难字做了详尽的考证，这些考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作者对当时该领域的某些疏漏和失误进行了认真地纠正。

《国史金石志稿》20卷本的皇皇巨著不仅对中国古文字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使我们了解到王献唐先生对金类器物所做的精湛研究，进一步认识王献唐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