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剛（1913.7~2011.11），湖北黃安（今紅安）人，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兼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外國經濟學會名譽會長、中美經濟閤作學術委員會中方主席，中華外國經濟學會名譽會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名譽院長兼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引。2011年11月23日，張培剛教授與世長辭。

四個一學生

張培剛在武漢大學的曆史上是著名的“四個一”學生：畢業時成績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試全國第一；第一個拿到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第一個中國人獲得哈佛大學最 張培剛高奬———威爾士論文奬。

1929年張培剛考入武漢大學文預科。學校的檔案館至今還保存著他當年的報名錶。這張修業證明顯示，張培剛當年隻讀瞭一年半的高中跳級考入武大預科。當時國立武漢大學剛剛成立，招生非常嚴格，當年的文科班隻錄取瞭張培剛一個人。

1941年8月張培剛從香港乘船抵達波士頓，進入康橋哈佛大學。他選擇瞭《農業與工業化》為博士論文題目。張培剛在哈佛的圖書館裏申請瞭不足6平方米的空間，他閱讀瞭德文、法文、英文參考書200多本，涉及到的經濟學傢就不下180餘人，包括瞭當時經濟學中有關的主要論著。張培剛用瞭9個月的時間，1945年10月寫下瞭英文稿的《農業與工業化》。答辯時，張培剛隻用瞭一個小時。答辯順利通過，幾天後，老師讓他改名“peterchandler”填在論文封麵，參加威爾士奬的競爭。1949年，他的論文由哈佛大學齣版，並成為許多大學經濟學專業的指定參考書。中國人民大學的高鴻業教授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美國伯剋利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就在老師給他的書單上意外地發現這本惟一一個中國人寫的書。

1946年，張培剛從哈佛大學畢業時，張伯倫還曾邀請他在哈佛任教。一心想把理論付諸實踐的張培剛還是決定迴國，應武漢大學邀請擔任武大經濟係主任。1948年張培剛在聯閤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擔任顧問，他是委員會中位居第四的高級官員，但他卻認為這份美差隻是個閑職，為瞭迎接新中國，在解放前夕，張培剛捨棄瞭600美元的月薪從曼榖再次迴到武大。

發展經濟學之父

在“文革”中，張培剛遭受瞭不公正的待遇，長年與專業無緣，大好年華白白浪費。“文革”結 張培剛束後，張培剛纔在華中這所工科院校裏開設瞭經濟學專業，張培剛說，自己一直站瞭30多年，總算有一張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腳瞭。他先後擔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教授，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8年5月，張培剛被藉調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擔任《政治學辭典》、《外國經濟史》的主編。隨後，他又成為第一批給國傢領導主講“外國經濟學”的專傢，並與厲以寜閤寫瞭《宏觀與微觀經濟學》，最早把西方經濟學（即市場經濟學）介紹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他通過著作和講學，全麵介紹瞭西方經濟學、西方管理科學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20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把在抽屜下麵藏瞭30年的英文手稿譯成瞭中文，埋沒瞭半個多世紀的這本書終於開始得到人們的認識。那時張培剛已將近70歲。經濟學傢鬍鞍剛定期要給政府部門編寫國情報告，他在文章中就經常引用張培剛的理論。鬍鞍鋼說：“張培剛先生早在1949年寫那本書的時候，就已經討論過這些問題，他當時討論的是三大關係，實際上就是最早我們稱之為對外開放的理論。就是農業國必須要參與全球化的過程，從全球化過程中和與工業國之間的交往過程中，獲得資金、技術及支持，應當說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就是這樣的一個理論，張培剛先生已經都做齣瞭一些鋪墊。” 張培剛教授[1]張培剛後被推選為全國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名譽會長、中美經濟閤作學術委員會中方主席等。1989年他寫的《發展經濟學往何處去》一文力挽狂瀾，拯救發展經濟學於垂危之際。那時學術界認為發展經濟學走嚮衰落，張老不僅為發展經濟學正名，而且擴大瞭發展經濟學的研究範圍。

1990年清華大學的梁小民教授把當年劉易斯獲得諾貝爾奬的《經濟增長理論》翻譯成中文，相比之下張培剛的理論遠在劉易斯之上，劉易斯主張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那是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但是張老的書是把農業作為産業的一個部分，他所要求的不是犧牲農業發展工業，而是把農業和工業作為整體來發展。後來劉易斯也作瞭反思，劉易斯說，“過去我太重視工業瞭，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看來這是錯誤的。” 張培剛教授[2]世界銀行的經濟專傢錢納裏來華講學時說：“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你們中國人，是張培剛先生。這是中國人的驕傲。”1986年，西北大學教授何練成訪美後說，哈佛大學一教授在座談會上說，張培剛纔真正是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劉易斯、舒爾茨的理論比他提齣的要晚好些年，因此他更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奬。

1998年，張培剛教授的博士點批準下來，研究領域是發展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和工商管理學。這些學科目前在全國處於領先水平。

《農業與工業化》寫成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醞釀，卻早在三十年代初當我在武漢大學經濟係學習時，以及畢業後參加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事農業經濟的調查研究工作時，便已開始。當、時我經常考慮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經濟落後的以農業為主的中國將如何走上工業化的道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我考取清華公費留美，進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先學習工商管理，後又學習經濟理論、經濟史和農業經濟。通過這幾年的學習，我除瞭具體瞭解到美國的一些現實情況外，更從曆史文獻和統計資料中較多地閱讀瞭有關英、法、德、美、日、蘇聯諸國從“産業革命”以來各自實行工業化的書刊，從而使我更進一步認識到農業國傢的工業化

是一個帶世界性的問題。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前兩三年，我想到大戰後的中國遲早必將麵臨如何實現工業化這一復雜而迫切的曆史任務。因此，以中國的工業化為中心目標，從世界範圍來探討農業國傢或發展中國傢在工業化過程中所將要遇到的種種問題，特彆是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係及其調整和變動的問題，將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的。但在我當時所閱讀的書刊中，還沒有看到一種專著對農業國工業化問題進行過全麵係統的研究。《農業與工業化》英文原稿以《農業與工業化》(Ag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為題，作為博士論文完稿於1945年鼕，就是我以嚴肅認真的態度，試圖從曆史上和理論上比較係統地探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初步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