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方针以后,由张秋锦同志首先提议和组织,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法学会农村法制研究会的几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随即紧张地展开工作,广泛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着手选编《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部分论述》一书。经过近一年努力,现在把我们的初步选编工作成果正式付梓出版,献给读者。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农”思想的理论宝库极其丰富,对“三农”问题的论述很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部分论述》仅从党中央三代领导核心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中选录了近六百条,供读者学习研究参考。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部分论述》将胡锦涛总书记有关“三农”问题的部分论述也一并编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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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名就让人眼前一亮,它聚焦于新中国三位重要领导人在“三农”问题上的思想轨迹,这绝对是一个极具历史厚重感和现实意义的选题。我个人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核心议题非常感兴趣。通常我们阅读领导人文选,往往会感受到的是宏大叙事和政策指导性,但我期待的是,编者在梳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三位领袖的论述时,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不同历史阶段背景下,他们对土地制度、农民利益、农村发展路径的认识是如何演变和继承的。例如,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化探索与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出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思想碰撞和实践修正;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为农村松绑,其论述中的精妙之处,很值得细细揣摩。至于江泽民时期,面对入世和工业化加速带来的新挑战,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指导“三农”工作,我想里面一定有非常多可以供当代政策制定者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地罗列语录,而在于通过对这些思想的对比分析,为理解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个坚实的思想史基础。我希望它能深入挖掘出不同历史时期,特定政策出台背后的深层逻辑,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
评分我必须承认,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内心是带着一丝敬畏和探究的态度的。它收录的毕竟是最高领导集体的核心思想,其文字的力度和分量毋庸置疑。但更吸引我的是,不同领导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的策略差异。比如,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中,那种强烈的、自上而下的改造自然的使命感和阶级斗争的底色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邓小平同志的文字中,那种实用主义精神和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占据了主导,他的重点似乎更多地放在了如何解放和激活农村的生产力上,对意识形态的强调相对弱化了。而江泽民同志的论述,则开始显现出对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平衡城市工业化与农业基础地位的深刻忧虑,这是一种更具现代性、更强调系统协调的视角。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照系,让我们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理解,即便是处理同一个“三农”问题,其指导思想也会因为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产生根本性的转向。这对于我们反思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非常有启发的。
评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国家发展战略的读者,我非常欣赏这类聚焦于特定议题的领导人思想汇编。它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研究视角——即透过特定领导人在特定历史窗口期对某一核心问题的论述,来反推其整体执政理念和时代特点。毛泽东同志对“依靠贫下中农”的强调,体现了其对阶级路线的坚持;邓小平同志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农村的延伸和应用,展示了其对经济效益的绝对优先性;而江泽民同志论述中对“保持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则预示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注重全面协调的新阶段。这种不同风格、不同侧重点的论述并置,使得“三农”问题不再是一个静止的标签,而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强迫读者去比较、去辨析,去理解政治话语在不同时代是如何塑造和反映中国农村的现实命运的。它不仅仅是历史文献,更是一部充满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的“决策指南”。
评分这本书的编排结构,我推测应该是非常严谨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它并非简单的领导人语录汇编,而是对特定主题(“三农”)思想的系统梳理。我尤其期待看到,在论述如何处理城乡发展不平衡时,三位领导人的措辞和侧重点有何不同。毛泽东时代可能更侧重于通过组织形式的变革来消弭差距;邓小平时代则更多地寄希望于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和政策倾斜;而江泽民时代的论述,想必已经开始强调社会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并引入了更精密的资源配置理论。这种思想的递进与张力,正是这本书最宝贵的财富。它不是一本枯燥的教科书,而是一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最高决策层战略思考的“思想地图”。对于任何想深入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史的人来说,通过这三位核心人物对这个涉及十几亿人口的根本性问题的反复论述,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种层次感和历史的厚重感,是其他任何关于“三农”的著作都难以比拟的。
评分读完这本汇编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关于“三农”的讨论,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学课题,而是深深植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意识形态建构之中的复杂命题。从毛泽东同志对农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重塑,到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机制后对“效率优先”的谨慎平衡,再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时的全局视野,这三代领导人的论述,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根本问题的不断追问与修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对“农民的地位”这一维度的论述,它不再仅仅是“被领导”或“被组织”的对象,而是逐渐被确认为具有能动性的市场主体和国家建设的参与者。这种话语权的微妙转移,标志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结构认知的深刻变化。对于一个长期关注社会变迁的研究者来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一本思想的“时间胶囊”,它清晰地展示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层是如何逐步松动对农村的管制,并试图构建一套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发展模式的。这种理论层面的探索,其历史价值远超具体的某项政策执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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