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讀在職博士的機會，做一個專題研究，是我的一個心願。這一心願現在基本實現瞭。 擺在讀者麵前的這本書就是我在自己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的。它的初稿完成於2002年上半年，其時得到我的博士導師何秉鬆教授的大力指導。在是年5月舉行的博士論文答辯上，以曹子丹教授為主席的答辯委員會曾給予該文較高評價，認為是一篇“具有開拓性的”、“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通過答辯後，曾有一些師友建議我盡快將論文齣版。而我自己其時卻“雄心勃勃”，欲將書稿擴寫成《刑事政策的基本體係與框架》之後再予以齣版，以作為自己在本領域的“封山”之作。誰知一晃兩年多過去，這一心願竟未能實現。這幾年裏，我因“好人有好報”（友人語），比較頻繁地得到齣國進修的機會，甚至還能遊學於牛津、耶魯等世界名校，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不過，這也影響瞭原定的一些學術計劃，本書的擴展未能如願就是其中之一。現在因為某種功利目的（說來話長，乾脆不說），不得不將本書以此種麵目麵世，應驗瞭當時博士論文後記中的一句話：“人生事大多身不由己。”“性格決定命運”，不同的性格不僅導緻不同的人生，也導緻不同的學術風格（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我自1993年進入社科院法學所，經無數徘徊、彷徨，逐漸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大約一年前，我將自己的學術使命定位於以下三個：一是寫刑事法方麵的專著和論文，二是從事英美刑事法著作的翻譯，三是寫學術隨筆。前者帶有原創性，它錶明自己是一個學術領域的生産者；中者帶有推介性，它錶明自己是一個學術領域的推銷者；後者帶有普及性，它錶明自己是一個公共領域的熱心公民，或者說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於這樣三個使命，我深知要完成好其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耗費一輩子的精力。曾有友人善意地建議我縮短戰綫，我自己也有意識地做瞭某些調整（比如對一些重復性的采訪，由於自己已開齣過“藥方”，就不再受訪），但對於前述的三個方嚮，我卻還是要堅持。為此，我也決定作齣一些必要的犧牲：一是打消自己的官癮，二是少趕會，三是象魯迅先生所說的，將彆人喝咖啡的時間用到工作上來。至於學界同仁，我隻請求你們一件事：以寬容的心態來對待每一個具有不同風格的學者。本書的寫作得到以下人士的指導和幫助：中國政法大學的何秉鬆教授、曹子丹教授、薛瑞麟教授、麯新久教授、馬登民教授，北京大學的儲懷植教授、陳興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高銘暄教授、盧建平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歐陽濤研究員、陳寶樹研究員、陳澤憲研究員，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李文燕教授，國傢檢察官學院的江禮華教授。此外，還有不少學界前輩和友人對我的該項研究錶示過關注和鼓勵。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齣版社的陳學禮副總編直接促成本書的齣版。謹在此一並緻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