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1916-1966），江苏江都人，1938年毕业清华大学史学系。为陈寅恪先生的及门弟子，有两年多时间吃住在恩师家里，与导师朝夕相处。1947年开始协助陈寅恪先生撰写《元白诗笺证稿》，数年之中受其亲炙，在治学取向、研究方法各方面深受影响。后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汪篯于1950年 2月在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成为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的带职学员，接受马列主义教育。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劝他北上。自他南下劝说陈寅恪失败以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反右”斗争开始，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

他所撰《唐初之骑兵》、《李密执失败与其内部组织之关系》、《西凉李轨制兴亡》诸文，洞微烛幽，发人所未见，至今仍极具启发性与借鉴意义。毕生从事隋唐史研究，身后文稿札记大部分佚失。所余论作由唐长孺、吴宗国、梁太济、宋家钰、席康元等学者编选为《汪籛隋唐史论稿》一书，计二十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