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李锡海教授相識，是從認識他主編的學術期刊開始的。李先生長期擔任《山東公安叢刊》的主編，該刊一貫突齣刑事法學，富有個性，特色鮮明，學術精品不斷，一嚮有較高的轉載率，因而深受學術界喜愛。細讀這份學術期刊，深感刊如主編其人，從總體策劃到欄目設置，從學術導嚮到新生力量培養，都刻意追求創新，可以說，創新理念鮮明是該刊的一個重要特色。

20世紀90年代初，我讀過李先生所著的《偵察思維學》。該書首開我國偵查思維研究之先河，把思維科學的一般研究成果運用於犯罪偵查，揭示偵查思維活動的規律和特點，對偵查主體實現思維方式科學化、現代化，進而提高偵查思維效率和偵破水平無疑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該書拓寬瞭犯罪偵查研究的領域，從選題到體係構建，再到基本理論闡釋，都充滿瞭創新精神，且明顯具有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特徵，因而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李先生的學術專著同他主編的學術期刊一樣，把理論創新作為根本的價值理念，這是他在學術研究上不斷取得新成績的重要原因。

李先生一直重視犯罪學的理論研究，不僅他主編的刊物很重視，而且他自己也很重視，並且在這方麵取得瞭突齣成就。他關注文化與犯罪研究由來已久。記得90年代初，他發錶過一篇論文，叫做《文化、文化環境與青少年犯罪》，因觀點新穎，被學術界認為是犯罪本源研究上有代錶性的理論觀點之一，並將其概括為“文化本性說。”這種概括是否準確暫且不論，論文因觀點新穎而在學術界産生瞭一定的影響卻是事實。這部《文化與犯罪研究》實際上是上述論文理論觀點的全麵展開、豐富、補充和發展。

關注文化與犯罪關係的研究不僅是很正確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為，文化不僅影響犯罪的産生，文化還可以定義(或否定)犯罪：對於“母親攜其兩名子女集體投水自殺”的行為是不是犯罪，不同國傢就有截然相反的判斷。文化與犯罪的關係具有根本性，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具有“終極”性的關係。所以，對於這個問題很久以來就引起瞭犯罪學傢們的關注，對二者的關係進行瞭各種各樣的研究。西方犯罪學傢的“文化衝突論”和所謂的“亞文化論”等都是在這方麵很有影響的學說。我國著名社會學傢和犯罪學傢嚴景耀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對這個問題予以關注。他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的犯罪問題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中，有專門一章講“犯罪者的文化”，並在論文中提齣“為瞭瞭解犯罪，必須瞭解犯罪發生的文化”和“犯罪問題隻能以文化來充分解釋”的著名論斷，給後人以深刻的啓迪。外國人和我國前人在這方麵的研究不算很少。但是，文化與犯罪關係的問題是個永恒的研究課題。文化是具體的，是一定時空內的具體的東西。不同國傢、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有著不同的文化，文化與犯罪關係是個永遠有現實意義的學術課題，值得犯罪學傢們去不斷進行創新性的研究。再者，如果說文化與犯罪的關係具有根本性，那麼，一個國傢對自己的文化與犯罪的關係的學術研究水平，也應當是這個國傢整體犯罪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誌之一。我相信，隨著我國犯罪學研究的不斷繁榮和發展，對文化與犯罪關係的研究將會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但長期以來，我國犯罪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還重視不夠，因而成果不多，尤其對文化與犯罪作全麵係統、深入研究的學術專著很少，這對我國犯罪學界來說是件遺憾的事情。李先生的這部學術著作是在這方麵進行研究嘗試的一部有開創性意義的學術著作，一定程度地彌補瞭這個遺憾，因此它的問世值得慶賀。

本書把文化與犯罪作為一個整體，對其進行瞭全麵係統的研究。從文化與犯罪的本體研究，到文化與犯罪的一般研究，再到文化與犯罪的分類研究，對文化與犯罪的關係進行瞭分層性的探討，既深入探討瞭文化與犯罪的基礎理論，又深入揭示瞭各種文化存在形式對犯罪的影響，還著重闡發瞭各種亞文化形式對具體犯罪類型的作用，多側麵地揭示瞭文化與犯罪的關係，具有一定的全麵性和係統性的特徵，構建瞭該課題的較為完整的理論體係。這是其創新性的一種錶現。

本書實際上是以文化學與犯罪學的交叉為切入點來研究犯罪問題的，因而具有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特徵。這要求作者必須熟悉和瞭解文化學的基礎理論和最新研究成果。從本書的內容看，無論是其對文化與犯罪的本體研究，還是一般研究和分類研究，都充分地體現瞭這一點。尤其在文化環境與犯罪、文化傳播與犯罪、文化消費與犯罪、文化衝突與犯罪的研究中，涉及到的文化學理論知識不僅具體，而且具有前沿性。由於犯罪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實施犯罪行為有其復雜的心理動因，所以，從事這項研究除瞭涉及到文化學外，還涉及到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知識。在分類研究中，由於要弄清各種亞文化形式與一些具體犯罪類型的關係，還涉及到更多具體學科的知識。比如，研究市場文化與經濟犯罪，涉及到經濟學；研究幫會文化與有組織犯罪，涉及到曆史學；研究權力文化與腐敗犯罪，涉及到政治學等。從眾多學科的視角，對犯罪進行交叉研究，角度新穎，知識新鮮，這是其創新性的又一種錶現。

本課題研究的難點，在於把握一些宏觀文化現象與犯罪聯係的切入點及其影響犯罪産生的機製。李先生對這些難點問題不迴避，直麵問題，努力攻關，因而得齣很多與眾不同的理論見解。這再一次錶現瞭作者的創新性。比如，在研究文化環境影響犯罪的機理時，本書認為，文化環境對人的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在於，它能為人的動物性和文化性的彼此消長創造特定的外部條件，良好的文化環境能促進文化性的強化和動物性的弱化，為文化性剋服動物性創造有利的條件。惡劣的文化環境則能導緻文化性的弱化和動物性的強化，為動物性擺脫文化性製造必要的條件。犯罪行為是人的動物性惡性膨脹，文化性遭到排斥的結果，所以，惡劣的文化環境是犯罪發生的催化劑。再如，在研究文化衝突導緻犯罪的機製時，本書認為，文化衝突之所以能引發犯罪，不但在於它能導緻行為規範上的衝突，而且在於能促進犯罪心理形成，並弱化犯罪控製，其中包括法律控製和道德控製。文化衝突之所以能弱化法律控製，在於它能造成價值選擇的迷茫，之所以能弱化道德控製，在於它能造成人格崇拜的迷茫。這些觀點都是很新鮮的。可以說，本書同李先生以往的學術論著一樣，把理論創新作為其最重要的追求。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傢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科學研究的生命之所在。在學術界浮躁之風日盛的今天，大力倡導和鼓勵創新精神應是當務之急。衷心希望犯罪學界能有更多的創新佳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