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校勘考证为一体十余年研究方志文献学者出版社通力合作

《深圳旧志三种》闯抢救史料新路

深圳的历史在文物中，在文献里。文献资料中数量最大、保存最集中的，是几种古代方志。深圳所在的地方先后隶属于东莞县、宝安县、新安县。在已知的16种古代方志中，保存最完整的有清康熙年间靳文谟的《新安县志》、清嘉庆年间舒懋官的《新安县志》，此外还有一种明代卢祥的《东莞志》。《东莞志》仅存孤本，现藏台湾，内地仅有三地保留微缩胶卷。靳文谟《新安县志》孤本藏北京（国家）博物馆，舒懋官《新安县志》初刻本有两部，修订本有七部，分别存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深圳旧志三种》把这三种方志汇集在一起重新出版，及时抢救了关于深圳的珍贵史料。尤其可贵的是，这本书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详实的校勘和考证。因为这些方志有很多残损之处，民间的一些衍生本、重印本更是错误百出。深圳学者张一冰花十多年的心血，搜寻所有能找到的相关文献，对这些方志一一校勘和订正，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记者对海天出版社总编辑纪志龙、本书校勘者张一冰进行了采访，听他们讲讲书背后的故事。

准备出版深圳珍贵史料丛书

记者：海天出版社以往好像很少出这类很专业的学术书，现在是不是在定位上有些变化？

纪志龙：是有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比较偏向时尚方面，做的主要是青春读物、经济管理类书籍等，这也跟出版业的激烈竞争有关。不过我们今后会加强文化学术方面的出版工作，首先就是要为深圳保留更多珍贵文献，展现深圳的学术成果，这是我们的又一个重点项目。

记者：像《深圳旧志三种》这样的书肯定是不赚钱的，为什么还要出？

纪志龙：出版社不能只顾赚钱，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为人类文化和文明做贡献，要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底蕴。我们打算把深圳珍贵的文史资料和文化、考古等成果整理出来，做成一套丛书，包括文化名人、建筑、风俗等各个方面，为深圳的文化立市做贡献。

三本方志花费14年研究

记者：听说您校勘这些方志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了，当初是怎么开始的？

张一冰：我1992年调来深圳博物馆，搞地方史研究，参与写作了一本《深圳古代简史》。从那时起开始找相关资料，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2005年1月我从博物馆到了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从文献转到考古方面，主要从事历史建筑的调查和保护，就用业余时间来做史料方面的工作。这三本方志提供了深圳古代最重要的史料，而且几乎是目前能看到的仅有的资料。但是能看到的本子很多都错漏得厉害，所以我想做一下校勘工作，至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可信的本子。

艰难的资料收集

记者：这些方志存世都很少，有的还是孤本，搜集资料应该很难吧？

张一冰：的确。如果专门去做这个事恐怕也得两三年时间。这些资料很多在外地图书馆，人家都是有开放时间的，上午看两个多小时，下午看两个多小时。有的是用手抄的，有的缩微胶卷可以提供还原本，一般的复印每页五毛钱，这个一页要2元，有的要四五元。有的可以少量复印，我就这里印几张，那里印几张。还有的我是用数码相机拍，也是要收费的，每页要收10元的阅读费。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盯着，数我按了多少次快门。就是这么东一点西一点的，把几种方志都收集全了。

原文38万字校勘本80万字

记者：那您用来对照校勘的资料主要从哪来的？

张一冰：很大一部分来自深圳博物馆，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收集与深圳有关的资料，不断充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比较全了。我拿底本跟多种资料对照，如果能证实底本有误我就在原文中直接改正，如果是无法判断正误的我就把它们都列出来，等将来能找到确凿证据再订正。

记者：您觉得三种方志哪一种校勘起来最困难？

张一冰：明代的更难一点。因为可以拿来对照的本子更难找。校勘都是很难的，你必须先知道哪里有书，要把书找到，再拿来跟底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对。如果全都一样，那就一条校勘都做不出来，那么多工夫都白费了。也有些资料找不到的，不过现在的规模已经够大了，三本方志的原文加起来38万字左右，这个校勘本我做了八九十万字。

记者：您是怎么跟海天出版社合作的？

张一冰：说来也巧，是因为有人给海天出版社投稿，给其中一本方志点了标点，但他依据的还是错误的本子，很多地方根本读不通。纪志龙总编听说我在做这个事，就问我做得怎么样。我当时已把清代两种方志做完了，明代的做了1／3,就选了一部分复印给他们看。没过几天出版社就决定用我的。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张贺敏实习生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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