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道德可以区分为多种,如社会公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等等。其中,职业道德对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促进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书作为主题的行政道德是伴随着行政管理学科的产生而形成的,具体言之,它是职业道德在政府系统中的特殊表现。也可以说,行政道德指的是调整政府成员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确切地说,行政道德是指公务职业道德。
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行政道德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成果。就现有的一些成果来看,研究者们都能对行政道德进行相应的理论分析,也能举出案例予以剖析,并能提出自家见解。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本书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有突破,于是选择了道德“冲突”作为切入点,就是从不同层面或不同角色之间行政道德“冲突”的角度,结合相应的案例来考察当代中国的行政道德问题。这个思路实是得益于特里.L.库珀(Terry L·Cooper)的《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的启发,希望能藉此而引发读者对于行政道德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本书共分为九章,分别列举了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务时遇到的九类冲突与矛盾。它们是: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效忠上级与效忠公众;职业义务与组织义务;知识分子与潜规则;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责任冲突之一:角色冲突;责任冲突之二:利益冲突;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以及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等。
本书是想通过分析这些个体自身以及个体与组织的矛盾与冲突,增强个体在道德冲突中的行政选择能力,建构合理的行政道德价值理念,以及相应的道德秩序。在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主体精神时,其作用方式是内省式的自我约束。然而,从行政道德的实现方式来看,没有外在的社会约束是难以持久的。因此,行政道德的实现必然要经历两种途径:一是着重于行为者自身自律性的内部控制,二是着重于行为者之外的制约——评价机制,即外部控制。作者正是以这样的理念贯诸本书的案例分析。
历史的沉思:一部未刊的清代文官传记合集 图书名称: 帝国挽歌:晚清驻外使节的浮沉录 图书简介 本书并非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聚焦于一个极为特殊且常被后世忽略的群体——晚清时期,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充当“眼睛”和“桥梁”的驻外使节群体。它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结合大量从前未曾公开的私人信函、日记片段和海外公文,重构了这些中国外交官在帝国衰落、内外交困背景下的生存状态、精神挣扎与复杂抉择。 全书共分为三卷,力图从个体命运的微观视角,折射出整个晚清时代深层的结构性困境。 第一卷:启蒙与错位——“夷务”的艰难起步 (约 1860 - 1885) 本卷主要关注洋务运动初期,清廷派遣的第一批赴欧、赴美使节的经历。他们大多出身于传统士大夫家庭,却被推向了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文明前沿。 我们细致描摹了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心路历程。他离开富庶的江南,踏上伦敦的土地,内心承受的文化冲击是毁灭性的。书中收录了他写给家乡友人的信件,信中流露出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由衷赞叹,同时也夹杂着对祖国“日暮途穷”的深切焦虑。特别是对留学生教育的困惑、对条约体系的无奈,以及在西方外交礼仪中,如何小心翼翼地维护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天朝上国”颜面的挣扎,都有详细的论述。 此外,本卷还特别探讨了早期使节在理解西方国际法和国家主权概念上的“认识鸿沟”。例如,驻法国公使曾纪泽在处理中法战争遗留问题时,如何将中国传统的“恩威并施”外交手段,试图移植到强调对等原则的欧洲体系中,所遭遇的挫折与不适。他们的努力常常被误解,他们的建议也往往因朝廷的保守与恐惧而被搁置。这不仅仅是信息交流的问题,更是思维范式的根本冲突。 第二卷:危机与周旋——战火中的外交官 (约 1885 - 1900) 进入甲午战争前夕及战争期间,驻外使节的角色从观察者转变为危机处理者。本卷着重分析了外交官如何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力极度失衡的状态下,为摇摇欲坠的帝国争取一线生机。 一个核心的案例分析集中在甲午战败后的《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书中通过驻日公使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电报,揭示了清廷内部在割地赔款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以及使节团队在异国他乡所承受的屈辱感与无力感。他们不仅要面对日本代表的强硬态度,更要应对国内舆论的压力(虽然当时信息传递缓慢,但其影响已初现端倪)。 更具戏剧性的是对使节群体在“瓜分狂潮”中的反应。例如,驻德公使如何试图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制衡日本,其外交策略的精妙与局限性被详细剖析。他们的通信记录显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友邦”的虚伪性,但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利益被一点点蚕食。本卷试图描绘的是一种“被时代推着走”的外交官群像,他们的才干被置于一个注定失败的框架内,徒劳地进行着防御战。 第三卷:屈从与革命——身份的重塑与消亡 (约 1900 - 1912) 本卷的焦点转向庚子事变及其后的“新政”。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驻外使节从“藩属”的代表,被迫转变为一个“被殖民的政府”的代理人,其外交的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深入研究了驻美大使梁诚在处理对美“退款”问题上的坚韧。他试图在罗斯福政府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中,为中国争取到最大的空间。然而,这种努力的根基是动摇的,因为国内政权的权威已不复存在。本书通过分析梁诚在海外为筹集庚子赔款所做的奔走,揭示了晚清外交官是如何被迫成为清政府海外负债的担保人,其个人的清誉和民族的利益被捆绑在一起,承受着双重压力。 最后,本书以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些驻外使节的集体反应收尾。不同使节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如对传统忠心耿耿的耆旧,在接到革命党人或新政权要求他们“表态”的电报时,表现出极度的迷茫和忠诚的冲突;而另一部分较年轻、更受西方影响的使节,则迅速调整立场,寻求与新生的共和政府接轨。 《帝国挽歌》通过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不仅展现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更深刻地探讨了传统精英在面对全球化冲击时,其道德感、职业操守与国家存亡之间的残酷博弈。它是一部关于责任、妥协与时代悲剧的史诗,旨在让读者理解,现代外交体系的建立,其背后充满了无数外交官个人的隐忍与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