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已基本建立，但还需要继续完善，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艰巨。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使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性产业和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高技术产业集中，向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集中；大多数竞争性的中型企业应成为资本结构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大量的小型企业应民营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市场准入规则，二是政府必须退出经营性产业的投资活动，三是强化国有企业投资主体承担投资风险的责任以及民营企业使用银行贷款的信用机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的制度创新，重点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委托代理制度，形成对经营管理人员市场选择机制以及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而不是把企业资产量化到个人。完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的重点是加快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税制并轨的进程，使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平等竞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将为实现我国“十一五”规划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提供更有效的体制保证。
2006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卷首语 时代脉动与产业转型：审视中国制造业的“黄金十年”开端 2006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变革的关键年份。在全球化浪潮的深度推进中，中国制造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扮演着“世界工厂”的核心角色。然而，高速增长的背后，也潜藏着结构性矛盾、资源环境约束以及技术升级的迫切需求。本报告力求穿透宏观数据与日常喧嚣，对2005年末至2006年间中国工业运行的深层次逻辑进行系统梳理与冷静剖析。 本报告并非对既有成就的简单赞歌，而是旨在提供一个多维度、多视角的产业图景，帮助决策者、学者及业界人士理解中国工业体系在这一特定历史节点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聚焦于那些驱动中国制造走向未来的核心要素，而非停留于表面的产值数字。 第一部分：宏观环境与政策坐标——“十一五”开局的工业定位 2006年，正值“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的元年。国家战略层面，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调控意图日益明确，转向“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集约化增长模式。 1. 宏观经济背景与外需驱动力的再评估： 报告首先分析了2005年及2006年初全球经济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效应。尽管出口保持强劲，但贸易摩擦的加剧（如对纺织品、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预示着外部环境的复杂化。报告深入探讨了“加工贸易”的深层结构——它如何成为技术溢出和产业链升级的通道，又如何固化了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特别关注了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下游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和竞争力的短期冲击与长期调整效应。 2. 能源与资源约束的“紧箍咒”： 2006年，煤炭、石油等基础能源价格的波动，对中下游工业部门的成本构成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报告详细梳理了国家在能源安全战略上的部署，包括对煤层气开发、可再生能源示范工程的初期投入。我们特别对比了沿海与内陆省份在应对能源短缺时的不同策略，例如，后者更多依赖行政手段进行错峰生产，而前者则开始引入市场化的能源管理体系。 3. 产业政策的精细化调控： “十一五”初期，中央政府开始运用更精细的工具箱来引导产业结构。报告重点解析了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当时职能分散于多个部委）对“两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窗口指导”和投资审批的收紧。这导致了一轮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策略的调整，从单纯追求GDP增速转向关注投资强度和环保准入门槛。 第二部分：重点行业深度扫描——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艰难爬坡 本部分对几个对中国工业格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行业进行了剖析，力求揭示其内在的增长逻辑与瓶颈。 1. 装备制造业的本土化突围： 2006年，大型发电设备（如火电、核电）、轨道交通装备（高铁技术尚未全面爆发，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速）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报告分析了“市场换技术”策略的成效与代价。我们对比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具体案例，如大型数控机床领域的国产化率提升，以及在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技术领域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 2. 钢铁行业的产能扩张与兼并重组初探： 彼时，中国钢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隐忧已现。报告分析了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和土地财政支持钢铁项目扩张的现象。同时，探讨了国家开始推动钢铁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资源收购的早期尝试，试图缓解国内铁矿石供应压力。 3. 电子信息产业的“微笑曲线”困境： 尽管PC、手机的组装规模巨大，但报告强调，利润核心——芯片设计、高端元器件、操作系统等环节仍被跨国公司牢牢控制。我们关注了地方政府为吸引半导体封装测试企业而设立的产业园区热潮，并指出了这种“低端聚集”向“高端研发”转化的难度。 4. 传统轻工业的“升级换代”与“转移”： 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国）的成本竞争压力。报告研究了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趋势，以及沿海企业为应对成本上升而进行的自动化改造的初期探索。 第三部分：要素成本与区域格局的重塑 1. 劳动力成本的“拐点”讨论： 2006年被许多经济学家视为中国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加速期。报告通过对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调研数据，量化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传统制造业利润率的侵蚀程度。这促使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其用工模式和技术替代的可能性。 2. 区域工业化的新版图： 报告详细对比了三大区域的工业发展差异： 沿海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 正在经历“腾笼换鸟”的痛苦转型，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但仍需消化传统产业的遗留问题。 中西部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的红利开始显现，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建材、冶金等重工业的区域性集聚。 东北老工业基地： 资源枯竭型和老旧重工业体系的结构调整依然步履维艰，报告分析了振兴战略实施初期的效果评估。 3. 工业污染治理的行政与技术博弈： 2006年，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空前提高。报告审视了各地环保部门在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时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区域限批、挂牌督办等强制性措施，以及企业在应对日益严格的废水、废气处理方面的技术投入状况。 卷末总结与前瞻 2006年的中国工业，处于一个关键的“加速换挡”期。它既是过去二十年改革开放红利集中释放的顶峰，也是新一轮全球竞争、技术迭代和社会约束开始显现的起点。本报告的价值，在于记录下这些复杂的变量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中国制造业在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姿态。报告旨在提供扎实的基准线，以供未来观察中国工业化路径的偏离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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