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日本，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中国周边各国中综合国力最雄厚的强国。展望未来，日本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取向，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构成十分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21世纪的日本将向何处去?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不妨先来概略地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日本匆匆走过的足迹。

　　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的战败，作为日本两度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起点而载入史册。这两次崛起的方式和结局极其不同：前一次是“军事崛起” ，即依次向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东南亚扩大军事侵略范围，最终惨遭战败；后一次是“经济崛起”，即依次向东南亚、北美及其他地区拓展并取得“ 奇迹”般成功，尔后进入“经济停滞、政治膨胀”的新阶段——“政治崛起 ”阶段。21世纪初的日本，承继了前两次崛起的一系列遗产。就其直接延续性而言，现今的日本主要还是二战后“第二次崛起”的产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在二战中战败投降。二战以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吉田茂任首相时期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和以“日美基轴”、“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对外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坚持和平发展路线，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其二，在安全和外交上以依赖和追随美国为主，以自主防卫和“低姿态外交”为辅。 日本的这一国家战略和对外路线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如下一连串的时间与数字的概念上。

　　1955年即战败后仅十年，日本已在战争废墟上把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以致这一年日本出现了“如今已不是战后”的流行语。也就在这一年，日本政界的“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各自实现了几派大联合，形成了其后左右日本政局38年之久的自民党、社会党两大主要政党对阵的“1955年体制 ”。

　　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其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已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已超越英国、法国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第二经济大国。

　　1975年，日本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创始成员国，并以发表《中期援助计划》为标志而跻身于世界经济援助大国行列。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超越苏联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援助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技术水平与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差距呈现快速缩小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以强盛的“经济大国”实力为后盾，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从那以来，“政治大国”这一概念本身因日本的积极提倡和追求而在世界上广泛流行开来。

　　日本孜孜以求的“政治大国”目标究竟包含何种内涵?简言之，这一目标就是指要以经济大国的地位与作用为后盾而在国际体系和机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

　　这一目标建立在如下一种十分简洁的三段论逻辑之上：大前提是“经济大国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小前提是“日本是经济大国”，结论自然是“ 日本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一三段论的大前提显然是一个不充分的命题。因为，经济实力只是成为政治大国的有利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充分条件。其实，战后国际关系史已证明了与该三段论相反的两个命题，即“经济大国不一定就是政治大国”以及“经济弱国不一定不是政治大国”。

　　日本之所以积极追求政治大国目标，除了有强盛的经济实力作为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以外，一个重要的潜在动机就是急欲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 战败体系”。对于日本的“大国战略派”来说，走向政治大国和摆脱战败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又互相牵制的复杂关系。在他们看来，摆脱战败体系，既是走向政治大国的必要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这一思路在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1993年)一书中提出的“ 普通国家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提倡日本要成为这样的“普通国家”：其他国家能够做的，日本也应能去做。其实质，就是要摆脱二战后“战败体系”对日本军事发展和军事行动上的限制。

　　如此一种政治大国目标，在如下两点上不能不引起世人关注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切：其一，以日本经济实力之强盛，如果以“普通国家”为旗号追求与其经济基础成正比的政治与军事目标，那就等于寻求成为一个超级政治大国加超级军事大国，这势必打破地区与世界格局与秩序；其二，“普通国家论”所提倡的，主要就是指在军事行动领域突破“战败体系”的限制。如果日本执意按这一理论铺设的轨道走下去，那只能是走向一个军事大国，这势必引发东亚国际格局与秩序的剧烈动荡。

　　这一政治大国目标之所以引起亚洲各国的关注和疑虑，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是在尚未与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历史彻底划清界限的条件下积极追求这一目标的，并得到了其国内日益猖獗的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鹰派势力的狂热支持。由此可见，这一路线绝非一般的“普通国家”路线，而是具有强烈的肯定战前体系性质的倒退倾向和否定“东京审判”结论的复仇主义色彩。如果日本执意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势必加重亚洲各受害国的疑虑和戒备。到头来，这一路线将不仅难以保证日本在东亚地区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反而将使其处于一种“亚洲孤儿”的状态，对其发展和安全利益而言未必是一条最佳路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 ”的目标。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实力正呈现“如日中天”、节节上升之势，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和舆论却没有完全跟上中曾根的思路。日本大众普遍对已享受多年的富裕生活和“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时代怡然自得，中青年的享乐主义和远离政治现象愈演愈烈。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日本积极提倡走向“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和开展“大国外交”的，也还只有栗山尚一等一些外交精英和小泽一郎这样的铁腕政治家及其各界的追随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逐步被判明是陷入了难以在短期内摆脱的结构性低迷之中。然而，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却日益从“低姿态”转向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其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步伐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大、更快。

　　从上述曲折变化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国目标和社会反应这三者间关系显示出了一个并不同步的不均衡发展趋势。当日本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对政治大国目标的反应比较冷淡，缺乏迫切的要求和热情；当日本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状态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却开始支持其政府加速走向政治大国，以致对走向军事大国也日益采取网开一面的态度。日本战前的历史和如今的现实都表明，每当其国内经济萧条、悲观情绪笼罩社会时，对外持一味强硬姿态的右翼鹰派势力就更容易被视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可靠力量而受到大众的狂热支持；其决策层在振兴经济和推进改革方面束手无策时，也更易于采取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谋求把国内视线转向对外关系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和社会舆论在增强本国国际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的分歧日趋减少，“大国主义”政治理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小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日趋失去社会支持。日本各界精英之中对外战略论争的焦点，已从“要不要成为政治大国?”转向“成为何种政治大国”以及 “如何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上。

　　日本积极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发挥大国作用，具体体现在全球性事务和地区事务两个方面。 在全球性事务领域，日本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各类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主要目标，并以对国际组织和活动提供大额经费为敲门砖，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地区事务领域，日本力图把经济与援助优势转化为地区政治与安全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致力于推动以日美同盟为主、多边合作为辅的地区战略，寻求在地区格局与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发挥主导作用。

　　日本是否持续走向更强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一系列内外条件和能力。

　　首先，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和各派势力消长是决定这一进程的最主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舆论能够对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形成很大压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国际舆论能够得到日本国内强大的和平主义势力及舆论的呼应。如今，日本国内舆论对右翼翻案势力的反应日趋麻木，时而纵容甚至呼应，日益失去抵制能力。对于日本的未来前景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

　　除此之外，如果从一个邻国的角度客观地分析日本推动这一战略的潜力与意图，日本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既有一些十分有利的强项，也有若干难以轻易克服的弱项。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最大强项显然就在于其犹存的经济与技术实力，即主要在于其构筑国家“硬实力”的有利条件。

　　与此相比，日本的明显弱项则在于其构筑“软实力”的诸条件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是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依附性外交路线”；第二，是其未能真正反省对亚洲侵略历史的“失信外交姿态 ”。按常理而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努力改善这两个最主要的弱项，否则其“政治大国”目标很可能将停留在一种缺乏坚实基础的 “空中楼阁”阶段。 　　

　　本来，以“战后宪法”为核心的和平主义路线，是日本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的独特的“软实力”因素。然而，如今日本正欲毫不吝惜地把这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软实力”轻易地予以抛弃。人们不禁要问，摆脱战败体系而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究竟是不是21世纪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在东亚各国对日本政治大国化趋向心存疑虑之时，这一战略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日本究竟应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告别战败体系?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社会各界显然还远未能形成广泛的共识。

　　跨入21世纪门槛以来，在东亚各国加快走向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潮流中，日本的对外战略却被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大国路线的“旧思维 ”束缚着，特别是被2001年以来小泉纯一郎推行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劫持着，表现为“‘战略贫困’下的大国战略”。时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本自感时间紧迫，急欲强行突破“战败体系”。其表现是：“对美国一味追随，对东亚一味强硬”，企图“挟美制亚，协美抑中”，假美国之“虎威”而 “借船出海”，在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第二”，在东亚地区充当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霸主”。在如此心态的驱使下，小泉首相全然不顾国际道义和人类公理，近乎偏执地连年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把日本外交推入“四面楚歌”的“亚洲孤儿”境地。尤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日本选民却像“追星族”般如痴如醉地为小泉捧场，恍若当年希特勒所受到的狂热追捧。凡此种种均说明，日本再次处在一个如孙中山先生百年前曾指出的那种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视角看，悲观、浮躁乃至愿意再来一次铤而走险的日本及其政治、军事大国路线，委实是一种令周边各国忧虑的战略走向。若干年后，但愿人们看到的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即一个与东亚各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