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基金持有人根据信托契约将资金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由基金管理公司委派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构建并管理资产组合,为基金持有人赚取收益的一种制度安排。
2001年9月,中国第一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成立。由于开放式基金较之封闭式基金具有流动性高、交易方式灵活等诸多优点,开放式基金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在我国基金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特剐在2004年6月《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相关配套法规正式实施以后,中国基金行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基金种类日趋丰富,基金数量逐年增加,基金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至2010年末,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总数已达669只,开放式基金净资产总额已达到24 370.96亿元,占股市总市值的9.2%,占居民储蓄总额的9.3%,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2%。当前,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投资工具。
从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公司之间的关系和基金的运营过程来看。契约型基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基金持有人在正常情况下可以随时买进或卖出基金份额,从而与基金管理公司形成或解除信托关系。基金持有人享有基金资产的所有权,基金经理管理运作基金资产,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资产,并对基金管理公司承担一定的监督责任。第:,基金管理公司委派基金经理管理基金资产组合,以实现基金资产组合的价值增值。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向基金持有人收取管理费形成自己的利润来源,因此,一般情况下,基金净资产规模决定了基金管理公司的利润水平。第三,基金持有人的收益来自基金资产组合的收益.基金资产组合的收益取决于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即证券选择能力和时机选择能力c基金持有人是否能够在正确的时问选择投资管理能力较强、盈利能力较高的基金,将直接决定基金持有人的收益。
可见,基金持有人选择并将资金投资于基金,基金经理选择有价证券构建资产组合实现组合价值增值。因此.基金资产组合的收益是基金持有人收益的源泉。很自然的问题是,基金持有人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收益较高的基金吗?换句话说,基金持有人具有基金选择能力和选时能力吗?另一方面,作为基金资产组合的管理者,基金经理具有选择能力吗?基金经理的选择能力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证券选择能力和选时能力。证券选择能力是指基金经理选择价值被低估的股票以谋求与市场组合相比更高收益的能力;选时能力是指基金经理根据对市场走势的预测改变股票和债券等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或者改变不同风险股票的持有比例以改变组合的风险暴露水平(卢),从而谋求更高收益的能力。第二,行业选择能力。由于不同行业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发展状态不同,不同行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基金经理是否具有行业选择能力,即是否能够增加收益较好行业的资产、减少收益较差行业的资产。优化基金资产组合的行业配置比例,也是研究基金经理选择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上述可见,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是基金市场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利益攸关者。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的选择能力不但关乎其自身利益,也对基金市场的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经理的选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经理与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选择能力研究》(作者廖长友)主要研究中国基金市场上两类主要参与者,即基金经理和基金持有人的选择能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基金持有人的基金选择能力;②基金持有人的时机选择能力;③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和时机选择能力;④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能力。
《基金经理与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选择能力研究》的第1部分是引言,主要介绍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的现状、本书的研究路径与框架,以及本书的创新与不足。
第2部分为文献综述,主要对现有的关于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选时能力和行业选择能力的研究文献,以及有关基金持有人的基金选择能力和选时能力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第3部分对各种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首先,系统阐述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基金经理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研究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大多以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和套利定价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次,对最近出现的关于基金经理行业选择能力研究的方法也做了全面的阐述;最后,在梳理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各种关于持有人基金选择能力和选时能力研究使用的方法。在阐述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对相关领域内各种研究方法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4部分以Treynor and Mazuy(1966)提出的模型(以下简称TM模型),以及Merton and Henriksson(1981)提出的模型(以下简称HM模型)为基础,并在改进了Jiang et al.(2007)的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研究发现,部分基金经理确实具有证券选择能力和选时能力,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比选时能力更强。基金经理在牛市状态下表现出的证券选择能力强于熊市状态下的证券选择能力.熊市下基金经理更难识别价值被低估的股票。此外,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并不具有持续性。在牛市状态下具有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的基金经理,在熊市状态下大多并未表现出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
第5部分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我国积极管理股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是否具有行业选择能力给出了实证证据。结果表明,第一,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基金年超额收益率(JerlsoII aIpha)为10.77%,而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基金年超额收益率(Jenson alpha)为13.59%前者与后者相比年均相差约2.8%。可见,基金经理通过主动的行业选择,使得基金股票组合的行业配置比例偏离市场组合的行业市值比例并未给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收益。第二,以基金业绩为被解释变量,以基金的行业集中度为解释变量,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票组合的行业集中度越高,基金的收益越差。第三,进一步运用Grlnblart等(1993)提出的评价组合管理者资产选择能力的GT指标,分析了每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能力。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有93%的基金经理不具有行业选择能力,而且,对各基金GT指标均值的进一步检验也支持基金经理整体上没有行业选择能力的判断。
第6部分首先采用与Gnlber(1996)和zheng(1999)类似的方法,分析了基金持有人的基金选择能力。研究发现。一方面,持有人买八的基金.未来平均能够获得年均17.05%的超额收益,与基金市场整体的超额收益率几乎相等;持有人卖出的基金,未来能够获得年均18.56%的回报.高出基金市场整体的超额收益1.5个百分点,持有人买进基金时选择了未来收益相对较差的基金,卖出基金时却卖出了未来能够获得更高收益的基金。另一方面,获得较多资金流入的基金其收益低于获得较少资金流入的基金的收益年均约2.5%,持有人踊跃追捧的基金的收益较差。可见,持有人没有表现出基金选择能力,我国基金市场上不存在所谓“智钱效应(smart money effect)”,而存在“愚钱效应”。其次,采用Fdesert et al.(2007)的方法研究基金持有人的选时能力。研究发现,我国的基金持有人实际获得的现金流加权收益率月均为0.39%,与基金资产组合月平均收益率2.4%相比,相差2个百分点,年均相差24%,我国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持有人没有选时能力。实证结果显示.基金规模、基金成立时间、个人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以及基金业绩对基金持有人的选时能力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基金资产组合收益率的波动性以及资金净流入量却能够对基金持有人的选时能力产生显著的自面影响,而基金运行成本越高,基金持有人表现出的选时能力越好。
第7部分阐述了行为金融学的有关投资者行为研究的实证结论,以对形成我国基金经理和基金持有人的选择能力现状的原因做出初步解释。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书虽以TM模型和HM模型为基础研究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但改进了TM模型和HM模型的估计过程,从而提高了评价基金经理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的准确性。
TM模型以及HM模型至今仍是研究基金经理证券选择能力和选时能力的基本方法。但是,直接估计TM模型和HM模型会导致评价基金经理证券选择能力和选时能力的偏误。本书在借鉴了Jiang el a1.(2007)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改进了TM模型和HM模型的估计过程。改进后的研究方法如下:第一,利用基金El度收益数据估计基金资产组合在每一个交易日的风险暴露水平(β);第二,估计TM模型和HM模型所设定的资产组合风险暴露水平(β)与市场收益之间的关系,评价基金经理的选时能力;第三,在基金每日收益中扣除由基金经理选时能力所带来的收益,得到仅仅由基金经理证券选择能力所带来的收益;第四,对仅仅由基金经理证券选择能力所带来的收益进行分析,以判断基金经理是否具有证券选择能力。此外,本书将bootstrap方法引入对基金经理的证券选择能力与选时能力估计过程中,增强了实证结论盼稳健性。
(2)在研究基金经理行业选择能力时,一面纠正了Kacperczyk et al.(2005)研究方法的缺陷,并进一步运用Grinblatt et al.(1993)提出的GT指标在单只基金层面上分析了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能力。
KacDerczy et al.(2005)以基金资产组合的行业集中度为基础研究基金经理行业选择能力。然而,基金资产组合包括股票资产和其他资产,基金资产组合的行业集中度并不能准确反映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行为。本书以基金股票组合的行业投资比例为基础计算股票组合行业集中度。股票组合行业集中度剔除了基金股票仓位的影响,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行为。本书采用股票组合行业集中度来分析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能力,克服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书进一步运用Grinblatt et al.(1993)提出的评价基金经理资产选择能力的GT指标,在单只基金层面上分析了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对所有基金经理的行业选择能力做出整体判断,从而扩展了对基金经理行业选择能力的研究。
(3)在研究持有人基金选择能力时,本书以基金的资金净流入量为基准构建基金组合,并通过基金组合业绩对比分析从整体上判断基金持有人的基金选择能力。根据检索,目前国内尚未有人进行过类似的研究。
(4)本书采用Friesen等(2007)的方法研究基金持有人的选时能力,但是改进了Friesen等(2007)的方法,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为稳健。Friesen等(2007)开创了研究基金持有人选时能力的新方法,认为通过将基金持有人的现金流加权收益率与基金资产组合平均收益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判断研究基金持有人的选时能力。但是,Friesen等(2007)的研究存在不足之处。本书的贡献在于从两个方面改进了Friesen等(2007)的研究。第一,在计算基金持有人的现金流加权收益率时,既按照实际期初基金资产规模计算现金流加权收益率,也将所有基金的期初净资产均设定为O,消除了各基金期初净资产规模的差异之后再计算现金流加权收益率,从而增强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二,在通过高次非线性方程求解基金持有人的现金流加权收益率时,我们设定了解的取值范围,减少了方程出现多解或无解的情况,从而减小了样本选择偏误。
基金市场上的投资者既有基金持有人,也有基金经理,那么,如何判定基金市场上的投资者是否聪明、是否具有投资选择能力呢?这就应该分别分析基金经理和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选择能力了。 本书作者经过三年的研究,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本书主要研究了中国基金市场上两...
评分基金市场上的投资者既有基金持有人,也有基金经理,那么,如何判定基金市场上的投资者是否聪明、是否具有投资选择能力呢?这就应该分别分析基金经理和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选择能力了。 本书作者经过三年的研究,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本书主要研究了中国基金市场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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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视角,着实让人耳目一新。它没有陷入那些老生常谈的、关于市场波动和宏观经济的讨论,而是将聚光灯精确地对准了“人”——那些站在投资决策链条两端的关键角色。我个人最欣赏的是作者对于信息不对称在实际操作层面影响的剖析。它不是那种停留在理论模型上的枯燥分析,而是通过大量案例,细致地描绘了基金经理在筛选、建仓过程中,如何利用(或错失)信息优势,以及持有人在申购、赎回时所依赖的判断依据。特别是关于“代理成本”的论述,作者似乎在暗示,最优质的基金并不总是能被最恰当的资金青睐,中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基于认知差的错配。这种对投资行为背后心理动机的深挖,使得这本书读起来不像一本金融教科书,更像是一本关于现代资本市场中“人性博弈”的深度社会学观察报告。它迫使读者反思,我们究竟是受数据驱动,还是被情绪和有限认知所裹挟。
评分当我翻开这本书时,我原本预期会看到一堆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统计检验结果,毕竟主题涉及“能力研究”。然而,令我惊喜的是,作者的叙事流畅且逻辑严密,完全没有让专业术语成为理解的障碍。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对“选择”这个动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解构。它不仅仅是比较A基金和B基金谁跑赢了基准,而是深入探讨了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管理者做出的权衡取舍的合理性。比如,关于“风格漂移”的章节,作者没有简单地贴上负面标签,而是尝试理解这种漂移背后的驱动力——是受制于监管压力,还是主动适应市场结构的变化?这种多维度、不轻易下结论的写作风格,极大地提升了阅读体验。它更像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辩论,而非单方面的宣讲,为我们理解基金管理这一复杂职业提供了极具深度的脚注。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风格带着一种冷静的、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感,但其蕴含的洞察力却足以让人拍案叫绝。它成功地避开了将基金经理神化或妖魔化的倾向,而是将他们置于一个动态的、充满约束力的现实环境中进行考察。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超额收益的持续性”进行归因分析时,所采用的跨周期对比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了单一牛熊周期的局限,揭示了真正的“技能”与纯粹的“运气”在长期维度上的区别,是多么的难以量化和界定。对于那些希望从纯粹的“选基”操作层面跃升到“理解机制”层面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极其扎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它不是告诉你买哪个,而是告诉你如何去评估“谁有资格被选择”。
评分我必须承认,阅读过程中,我感到一种思维被不断挑战的兴奋感。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打破了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那种近乎固定的“甲方乙方”关系。作者通过精心的设计,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在“我是精明的委托人”和“我其实也是个容易被误导的散户”这两种角色间切换。尤其是关于“基金宣传材料的修辞学分析”,那一段的描述入木三分,精准地捕捉了行业营销语言中的微妙陷阱。它不仅仅是在研究基金经理的能力,更是在解剖整个金融服务生态系统中,信息如何被包装、传递和扭曲的过程。这本书的视野开阔,远超出了传统投资书籍的范畴,它是一部关于信息经济学在资管领域应用的深度报告。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堪称精妙,它巧妙地搭建了一个从微观决策到宏观影响的桥梁。我特别关注了关于“投资人教育程度与投资决策质量”的部分。作者没有采用简单粗暴的相关性论证,而是构建了一个包含风险偏好、信息获取成本在内的复杂框架来解释这种关系。读到这里,我开始意识到,基金持有人的“被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选择相信专业人士,或者选择逃避复杂的决策。这种对“被动投资”背后心理机制的探究,远比市面上多数书籍停留在宣传指数基金的优越性要深刻得多。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去的投资行为,发现许多看似理性的操作,其实潜藏着深层次的认知捷径。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将原本隐藏在黑箱中的决策过程,清晰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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