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集成》的缘起，中国地方志的编纂，起源很早。如果从战国时期的《禹贡》算起，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东汉时的《越绝书》，已兼具史、志规模。魏晋以来，《华阳国志》和《荆楚岁时记》等，都是当时的方志名著。隋唐时，政府注意到方志的编纂。到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日趋兴盛，著述体例基本定型，门类也逐渐增多，长篇巨制相继出现，现存的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舆地纪胜》二百卷、《方舆胜览》七十卷等。

明清以来，方志的纂修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几乎遍及州县乡镇。清代的成就尤为突出，在现存的方志中，清代所修几乎占80%。据统计，清代编纂了六千五百余种方志，许多著名学者参与方志的编修，还就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学术争鸣。这些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工作中的努力，使方志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一切就使中国现存近九千种旧方志，成为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这座宝库蕴藏着历史上各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的丰富资料，其中有大量的珍贵史料不见于史书典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对于地方志这笔财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他们曾利用旧方志资料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巨大成果。

旧方志当年刊印数量不多，长期来又大量失传，现存的方志中，宋、元、明刻本均成为稀见的珍本，即使是清代的刻本，也是复本不多，流传不广。这种状况既不便于今日研究利用，更不利于今后流传。为了保护、继承和利用这一宝贵遗产，上海书店出版社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即开始组织著名的方志专家，对现存的旧方志给予择优整理，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让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永远流传下去。

《集成》的收录

中国的地方志自唐、宋以后至今保存有近九千种，因内容和编纂体例的不同，可分十多类，有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边关志、乡镇志、乡土志、道志、卫所志、监井志、土司司所志，以及专记一项或者以某一内容为主的志书如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风土志、书院志、艺文志等等。《集成》编纂的宗旨是积累文化遗产，提供完整史料。那么，选择方志应以哪一级志书为重点呢？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史事责成，当始于州县之志。”因此，《集成》收录方志，以州县志为重点，因州县志是基层志书，记载当地事物比较真实，乡镇志的资料则更为可靠，所以乡镇志也是《集成》的收录重点。至于作为方志重要支流的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专志，内容丰富，特点显著，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罕见。整理出版这类专志，对于推进文学、历史、宗教和旅游等领域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和必需的，《集成》也予以收录。总之，《集成》收录的原则是：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凡综合记载一定行政区域的地理、自然、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方志及专记某一项内容的志书，均择优选录，即择优选择方志中的“通志”和“专志”。

《集成》的编辑

《集成》是在现今存世的近九千种方志中选收三千余种方志的大型丛书，每种方志完整地予以收录。每种方志有一“出版说明”，具体说明原书的纂修和刊行情况，提供底本的收藏单位等。

《集成》选用方志以实用为原则。历来修志的传统，是代代相因，补充积累而成，后志一般都保留前志的主要内容而略加增删，所以后修的志书一般比前志丰富，所收资料也较前志全面，加之后修志书距今时间更为接近，对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和影响。在一府一县有多种志书的情况下，基本是一府一府志，一县一县志，择优选录资料丰富、编辑严谨的志书予以收录。有的县没有县志，则仍付厥如。

现存的方志中府县志数量最多，因此《集成》以我国现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每一辑的基本单位。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专志作专辑影印归类。每一辑有前言，概述本辑所收方志的概况，前言约请对本辑方志素有研究的方志专家、学者撰写。《集成》有一总序，概述选收标准、选收范围及所收方志的概况、价值等，由享有盛誉的方志学界老专家撰写。

《集成》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辑指导委员会”，负责学术审定。其中有负责全国地方志整理和编纂工作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梁寒冰、邓家驹先生；有方志学界的老专家任乃强、朱士嘉、傅振伦、吴丰培先生；有著名的文献学家顾廷龙、胡道静先生；有历史地理学的著名学者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先生；有版本目录学家洪焕椿、来新夏、沈燮元、韩长耕先生。他们有的从事方志的编纂和整理的领导工作，有的在科研机构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工作，有的在高等学府执教，有的在图书馆工作。“编辑指导委员会”集我国方志专家学者精英，阵容可观。

《集成》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和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成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的有关人员组成《集成》的“编辑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编选、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