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作柽，先生，1934年生，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并在各大学巡回演讲，也曾于台湾师范大学举办长期讲座，深受各方好评。著作多达五十多部，几乎涵盖所有“重点文明”之各个领域，从哲学、科学，至音乐、文艺与宗教；文体则从诗歌、小说、散文至哲学、艺术与宗教理论，以其全史观的视野思考现实的人生信仰、生命现象等诸多与人的存在相关的课题。

《二十一世纪宗教与文明新探》虽然不是作者最喜欢写的一本书，但在两年多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却也经历了不少考验与心得。比如说：

所谓“人类文明”，基本上都只是一种“区域文明”，很难说有哪一种“区域文明”就是一种“人类文明”，当然中国文明也不能例外。尤其是文字文明以后，各区域间，其文明之差异性更是清楚地展示出来。其实其中原因并不难了解，文字本来就是图形表达之抽象而简化之符号系统，它根本就不可能将原有图形表达中之全般内含加以清楚而完整地表达，反之，而只是把图形可以合理化的部分表达出来。或所谓图形表达或图形文明，其实就是神话文明。所以，所谓文字文明中之理论或哲学，往往就是将神话予以合理化而来。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将图形表达或神话文明予以合理化的时候，是否其不合理的部分就从此消失无踪？还是说，其不合理的部分依然存在，而只不过成为一文明中之潜在的部分？甚至如果说，人类文明中，相对于合理之不合理之部分，本来在人来说，即一自然而必然之事，那么，其所谓“合理”，是否都有些“人为”而反“自然”之成分在？

果真如此，那么，许多介于原始神话与人文性文字理论间之根本问题，也当作如是观。尤其到了一切寻求其存在性基础的时代里，事实上，我们也早已不太可能只一味地任凭于文字或其合理性逻辑关系之驾驭，而必须要开始积极地探索于使文字文明果然成为可能之自然或存在性基础之问题领域之内，并将原始与人文一贯而系之，以求得2l世纪新人文之可能。

本于这种原则，我操作了《中国哲学精神溯源》一书的写作。其要旨并不在先秦以后，而是其前，尤其是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一切进步的文明所必遭遇之文字前大酝酿之艰困时代之种种线索。很显然，像这种属于任何区域文明，在今日一切要求存在性基础的时代里，所必经历之基础性之发掘工作，实际上，都必已超出于区域性文明之范域，而臻至一“人类性”文明探讨之领域。其实其中之原因并不难了解。所谓原始文明就是图形文明或神话文明，换言之，即以“自然”为背景而有之文明，同时更保持着一种“人”与“自然”间之直接关系。反之，所谓人文文明，即以“文字”为背景而有之文明。而所谓“文字”，其根本意义，即一“自然”被解释后之形式表达。如诗歌、法律等，或即一种“人”与“自然”间关系之形式性之表达。一般言，可记录之区域文明，就是指文字文明。而文字一如语言，多因地区性而产生很大的差异。其中文字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