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序一

秦始皇帝陵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具有丰厚的科学与文化底藴，不仅是大秦王朝辉煌历史的见证，同时也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多年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依托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采取灵活多样的展示和教育方式，把传统文化精神潜移默化地传授给观众，加强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文化参与意识。不断创新教育内容，拓宽文化合作，使博物院成为传承中华文明、提升国民素质、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

1978年，在秦始皇帝陵西出土的两乘青铜马车,结构完整，装饰华奂，雕塑精美，工艺精湛。两乘铜马车虽是陪葬的冥器，但秦代工匠运用高超的制作技艺，忠实仿真秦代真实马车制造，逼真地再现了秦始皇帝御用马车的原貌。铜马车中包含的信息资料和物化证据，对中国古代车马及相关物质文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学界誉为“青铜之冠”、“世界马车史上的里程碑”。

车马文化自商代开始，经周代发展，亦贯穿了秦人历史兴衰的全过程，其中尤以军事、礼仪方面为重。秦人先祖养马御车的娴熟技能史书中多有记载，费昌善御，帮助商汤打败了夏桀；造父善御，帮助周穆王平息了叛乱；非子因养马有功，受到周孝王的重用。秦立国之后，这种善牧、善御的良好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及至战国末年，秦国成为拥有“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大国。这些因素为秦始皇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统一后，秦始皇既继承了历史赋予车马的军事价值，并有创造性地创立了帝王乘舆的銮驾制度，秦陵出土的铜马车便是这种礼仪制度的具体表现。

考古数据表明，已发掘出土的马车以木质居多，由于年代久远或保存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车辆的细部结构、系驾关系等并不是很清楚，秦陵铜马车的出土对研究古代车马的结构、系驾方法、天子乘舆制度和金属制造工艺提供了珍贵实物数据。对于两乘铜马车这样的国之重宝，文物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保护修复、学术研究、陈列展示诸方面，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秦陵博物院本次编辑出版的《秦始皇帝陵出土一号青铜马车》一书，从回溯和梳理古代车马文化的发展脉络出发，力求以宏观和微观兼顾的视野，去审视秦陵铜马车在历史发展中的定位。本书用文字表达学术研究的心得，用图片展示铜马车独特的芳华，用思想的交融和共鸣，催生出新生的文化之果，供众人品饷。

促成人与历史的完美对话，让历史更鲜活，让文明永传承，正是每一个文物工作者的最高职责。

愿《秦始皇帝陵出土一号青铜马车》一书带给大家新的文化体验！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

序二

马的驯化，是人类的一件大事。马车的发明和使用，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马车还作为古代最先进的交通技术，被用于维护初建立的国家机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中国古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理解，马车既是用于“祀”的重要祭品，也是“戎”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最早使用马车的印迹发现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马车的原始形态已经无从考证。马车作为贵族出行的最高级代步工具，是权贵身份、地位的标志。商代马车，一车多用，制车工匠虽然已经掌握了马车运行的基本原理，然而他们对合理尺寸的把握还稍显欠缺，这从甲骨文中经常有车轴、车衡断裂的记载可以得到印证。

在周人的开疆拓土中，掌握了更为先进的造车技术无疑为西周王朝打败晚商统治秩序奠定了基础。马车在战争中发挥了更多实质性的作用，“御”术高下也是考核贵族的重要标准。西周马车兼具武器和礼器的双重功能，马车随葬与“鼎簋制度”一样，成了埋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贵贱，辨等列”的作用。同时，马车变得更加实用，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贵族墓地发现了目前最早的带伞马车。车与车饰是西周时期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殷车铜质饰件少见，整体较简朴，西周时期更加注重马车的外观效果，普遍使用铜质构件，新增铜銮、铜釭、铜韯等新型车马饰件。马车也是西周册命制度中赏赐的一项重要内容，金文中可以看到赏赐车与车饰的记载。《大盂鼎》铭文记载，赐盂“车马”，《毛公鼎》铭文记载，赐毛公“金车”和“服马四匹”。文献记载表明，西周贵族的许多重要活动，如祭祀、田猎、出访等都与车有关，生命仪礼如婚嫁、丧礼也与车有关。西周统辖范围扩大，各地区、封国间的联系加强，要求马车的速度提高，车子更坚固耐用，车马器的形制变化较大，成为我国古代造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东周时期，出现了各种制作精美的不同用途的马车，马车数量剧增，“一器而工聚焉，车为多”，车马文化也达到高峰，马车的地域特色逐渐彰显。春秋时期青铜车配件的广泛使用，增强了车的牢固性和灵活性，提高了人们对车马的控制能力。如青铜輨、、軝合铸使用能更好地保护车毂；车轴两端軎和辖的比例缩小，有效地保证了车轮的灵活运转；辀前端的軏饰、衡两端的衡饰等直接增强了车的坚固程度。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发展经济、维护政权的需要，激烈的战争此起彼伏，对战车的需求大增，战车的制作技术及其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主要标志。马车的车型也骤然增多，往往一座车马坑中埋葬多种形制的车，既有豪华乘车也有简陋战车，车厢既有横长方形也有竖长方形，既有单辕车也有双辕车，既有大车也有小车。

秦文化区域发现的马车则锐意进取，不断改革，在秦都雍城的凤翔八旗屯秦墓中发现了最早的双辕马车，甘肃马家塬战国晚期戎人墓地发现的礼车与已往发现的中原文化区马车区别较大，在其地表和墓道填土中出现大量马、牛头骨，这种祭祀场所出现等级不同的马车尚属首次发现。

先秦时期，马车的主要用途是用于赏赐、贵族乘坐和作为战争武器、运输物资等，独辀马车种类的完善和多样化用途体现了先秦时期造车工艺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

秦汉之际不同用途的车型大量出现，车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一整套帝王公卿出行仪典的车辂制度也伴随着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而最终形成。至汉初，骑兵和铁制兵器的广泛使用，改变了战场环境，撼动了战车存在的基础，战车飞速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安车任载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封闭式车軨代替开放式车軨，乘坐马车成为一种私密空间的享受。

《史记》中记载的车舆类名物词中，战车有10个，承载车类有20多个，乘车明显多于战车，《续汉书•舆服志》所记载的是秦汉时期权力阶层舆制，最常见车型有轺车、轓车、安车等，也以乘用车为主。以后历代文献对舆制记载的区别主要在于装饰不同，马车的形制已基本定型。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以后马车形象多来自画像砖、画像石、壁画、漆木器中的车马出行图，其往往体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当时的社会观念，比先秦马车实物更具有故事性和图画性。

车马殉葬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时期以实用马车陪葬，春秋战国之际，墓葬中出现陶制马车模型，车马殉葬文化得到创新和改革。秦始皇陵铜车马相当于当时真车马的1/2大小，继秦始皇陵铜车马之后，在甘肃武威擂鼓台、兰州华林坪、四川资阳等地都有汉代铜制马车出现，但其等级、仿真度、豪华程度远在秦始皇陵铜车马之下。

中国古代马车的使用，若以其制作技术、车型多少、使用范围而言，马车制作发展的高峰当在两周秦汉，而秦车在马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是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物质文化史、技术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铜马车被考古学家称为“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一大奇观”，是世界马车史上的里程碑。彩绘铜马车不仅是古代艺术与技术的高度结合，也是青铜铸造史上代表作品，其造型与装饰将马车礼仪文化推向了高峰。一号铜马车1988年修复完成，二号铜马车1983年公开陈列，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两代学者从未间断对它的探讨研究。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文物工作者首次对一号铜马车进行了三维全景扫描，并再次进行了车马部件的数据信息提取工作，同时进行了照相、绘图和深层次的研究。本书的出版将公布更为科学、具体、形象的资料，以供学界研究，希望站在多维角度继续关注铜马车，使铜马车的研究层次不断深化，从关注其系驾结构、铸造技术、彩绘艺术，到关注铜马车在马车发展史上的意义，从而完善铜马车在历史长河中的纵横时空坐标。

是为序。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曹玮

2012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