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学术界对于考据学风盛行的清代乾嘉时期儒家义理之学存在着种种甚为相异的描述与解释，本论著之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关键词所反映的核心观念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来探讨清代乾嘉时期儒学的义理观问题。全书分七章，并附有乾嘉义理学者年表和主要儒学典籍的观念意义类型分析的句库。
第一章陈述此课题的主要文献，研究的意义，说明采用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统计分析方法的依据，并对全书的论述结构作简要提示。
第二章先提出用“仁”“理”“气”“心”“性”五个关键词的意义分析来把握儒学之义理观的理由，再比较它们在文献语言学上的意义和在哲学观念上的意义，确定适用于五个关键词的共同的意义类型；接着选择用作统计对象的文本；第三步是建立文本分析的句库，并根据句库统计不同时代的文本中五个关键词的意义类型的分布频度。
第三章展示根据句库所作之统计分析的部分成果。数据库显示的统计分析表明：以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确实建立了自己的新义理观，它既不同于“六经”、孔、孟，也不同于汉儒，更是批判宋明理学的结果。统计还表明，乾嘉时期汉学家主要的义理学著作体现的义理观也不尽相同。
第四、第五、第六章将统计结果与文本分析对应，对戴震提出的新义理观作比较详细的解释，并讨论戴震以后这种新义理观的某些变化，即：凌廷堪的“以礼代理”，阮元的性命说与仁论，以说明新义理观在乾嘉时期变化的内在逻辑。论证在戴震学术思想中经世、考证与义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戴震通过“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考证来推寻“六经”、孔、孟之道，在提出性与天道的新解释的基础上，建立起儒家成德之学的新系统，指出了他所理解的圣人之学同老、庄、释氏以及宋儒之间存在的性、欲之辨，由无欲、遂欲之辨而来的重行与重知之分辨，由于对性的看法的不同导致重学重礼与“复其初”之分辨等三重分辨；而这个新义理学体系正是戴震所究明的“古今治乱之源”，是他把经世作为学术的基本关怀的理论成果。而凌廷堪与戴震对于“性”与“心”的意义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别：二者皆是从生而具有的本能、才质论性，有时“性”字也表示人的仁义礼智之性；但戴震特别强调人性中的认知之能，而廷堪全然不如此论述。戴震从心知之能来论心，而廷堪则就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恐惧好恶之情来说心。因此，戴震在否定了作为普遍规则的“理”之后，用人性中的认知功能，将去蔽求知的对象即指向“实体实事”中的具体的理，以此达到成德的目的。而凌廷堪否定了礼后面的普遍之理及个殊之理，就只能把礼作为道德实践之中心，也就是“以礼代理”。阮元对于“心”的了解是对戴震、凌廷堪的一种折衷：他对心的悦理义及心知的面相都有涉及；同时也从其对于具体之事情而生七情说心，因此，主张用礼治心。阮元与戴震、凌廷堪都是就生而后的才质论性，但阮元完全舍去凌廷堪时有提及的“仁、义、礼、智、信”五性的说法；同时，阮元也提及心知之性。阮元也否定了理作为礼后面的形上价值的地位，也不主张普遍的天理和气的宇宙论；所以，阮元不再把“仁”理解为“天地生物之心”，而只能是在人际关系之中体现出来的普遍价值；这是对廷堪礼意论的一个补充，使得“以礼代理”的理论下的仁与礼的关系得到更为融贯的解释。
第七章论述乾嘉新义理观的时代特征及其局限。从考证、经世两个方面分析乾嘉新义理学的宏观特征及其在理论上的表现，认为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学者通过对道器、理气、性命、才情、仁义礼智、忠恕、一贯、经权、克己等基本观念的疏证、通释及其古训的追寻，来表达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义理问题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来表明自己对于人伦日用等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乾嘉学术并不是完全不含思想性的纯学术的运动，也并没有远离明清之际诸大儒学术经世的宗旨，并不是只为学术而学术。最后从戴震等建立起经世、考证与义理的内在关联的论学主张的角度指出乾嘉新义理学的局限。
由于全书的分析是建立在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核心观念的不同的意义类型在从儒家经传一直到阮元的著作等二十余种儒学的代表性文献中出现的频度统计的计量分析之上的，例句的分析、统计是本研究的经验基础，故将例句分析作为全书附录，它是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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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我一直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最难的是抓住那种“时代精神”的飘忽感，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真真切切影响了所有人行为模式的集体潜意识。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它不是简单地罗列某几位大儒的观点差异，而是着力描绘了“环境”如何塑造了“观点”。例如，书中对“天人合一”观念在清初社会动荡与中晚期盛世这两种截然不同心境下的表达差异的对比分析，极为精妙。在动荡中，它可能成为一种对秩序的呼唤和对自身道德坚守的辩护；而在太平盛世，它或许就转化为对政治伦理的精微化解。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碑刻、地方志以及不甚为人注意的私人著述作为佐证，这使得其论证的广度令人印象深刻。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戴上了一副特制的眼镜，让我得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看似静止的哲学符号，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地被激活、被重新定义，并最终构成了我们理解“传统”的底色。
评分说实话，初拿到这本关于清代新义理观的著作时，我有些忐忑，担心它会陷入晦涩的术语泥潭，让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然而，实际阅读体验却远超预期。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老练，仿佛一位高明的导游，领着我们穿梭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学术氛围之中。他巧妙地将宏观的时代背景与微观的个体思想家——比如某位地方儒者的札记或书信——结合起来，使得抽象的哲学思辨变得触手可及。更值得称道的是，本书在论证过程中展现出的那种“温和的批判性”。作者并非一味地赞美或否定，而是以一种近乎考古学家的细致，将前人的观点层层剥开，展示其形成的脉络、其在当时语境下的合理性，以及它最终如何导向后世的某些结果。这种审慎的态度，使得全书的论断充满了力量感，因为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和严谨的逻辑推演之上，而非基于主观的好恶。对于任何希望了解清代思想如何从“继承”走向“创新”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南。
评分这部关于清代新义理观的著作，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其结构上的严谨与逻辑上的层层递进。它并非将清代义理学的研究视为一个孤立的、自娱自足的体系，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之中进行考察。作者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勾勒清代学人如何回应明代心学遗留下的困境，以及他们如何审视宋代理学的内在矛盾。这种“对话式”的研究方法，避免了将清代思想史写成一连串的知识点堆砌。特别是书中对“义理”与“气”的关系处理，颇有新意。它不再把“理”视为高高在上的本体论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必须在具体情境中实现的实践规范。这种从“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过渡，正是清代学人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那些厌倦了过于宏大叙事而渴望看到具体思想如何落地生根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深刻的分析框架。
评分读完此书，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重新审视自己对中国思想史的既有认知。作者对于“新”的界定非常审慎，他没有武断地宣布清代出现了完全脱离前代的“革命性”理论，而是巧妙地指出，这种“新”体现在对既有资源进行精细的“切割”与“重组”上。这种重组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带着强烈的时代印记和方法论的革新。比如，书中对某一流派如何通过引入新的阐释工具来规避政治风险的分析，就极其犀利，揭示了在专制高压下，思想表达的迂回和智慧。这种对思想与权力关系的关注，使得本书的深度远超一般纯粹的哲学史研究。它不仅告诉我们“他们想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那样想”，以及“他们那样想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值得反复阅读的力作，它成功地将一个看似陈旧的课题，赋予了崭新的生命力和极高的学术价值。
评分这部书的出版，无疑为我们理解清代思想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深入挖掘了那个时代士人精神世界的复杂图景，其研究之精细，令人赞叹。不同于以往将清代义理学简单地归结为对宋明理学的继承或复古的论调，本书更侧重于考察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儒家义理概念如何被重新阐释、挪用，甚至在不经意间孕育出新的思维模式。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梳理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与张力时所展现出的洞察力。例如，书中对乾嘉学派注重考据的实学转向与早期清代思想家对心性论的持续关怀之间的微妙平衡的分析，就显得尤为深刻。这种平衡并非简单的并存，而是二者在时代压力下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过程。读罢此书，感觉自己对“义理”二字的理解不再是扁平化的教条总结，而是充满了鲜活的历史气息和思想的内在逻辑。它不仅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更像是一张打开清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地图，引导读者去探索那些潜藏在字里行间、影响了数百年中国社会形态的深层观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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