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術界有關出土文獻之討論，極為熾熱，其中尤以《文子》為甚。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40號漢墓出土大批竹簡，其中包括《文子》。有關出土竹簡《文子》之資料，直至1995年才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發表，始知定州漢簡中初步考定屬《文子》者計277枚，合共2790字。小組又發表〈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此後學術界即就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哲學思想、乃至其與先秦、西漢典籍之承傳關係，發表大量學術論文。

1992年，出土《文子》尚未公佈以前，筆者發表了〈論《淮南子》高誘《注》與《文子》之關係〉，收錄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三聽學報》新一期，文中筆者依據有關《文子》之出土消息，推論東漢高誘注解《淮南子》時，曾參考《文子》。及至1995年，出土《文子》釋文公佈後，學者已發表多篇重要論說。l998年，筆者通過比對出土《文子》、今本《文子》及《淮南子》三書內容，發現其中部分重要論據，而為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以及當時多位前輩學者如李學勤教授、陳麗桂教授所忽視者，乃發表論文〈出土《文子》新證〉，就出土《文子》之著作年代及其與《淮南子》之關係，提出新證。該文收錄於香港浸會大學出版之《人文中國學報》第五期。

此後，筆者陸續發表了三篇有關《文子》之論文，其中兩篇乃就近年來來兩位學者所論《文子》與秦漢典籍之傳承關係，提出反證。首篇論文為〈《楚辭》、《淮南》、《文子》三書楚語探究——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發表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八期，主要就王利器教授所論《淮南》抄襲《文子》而改用楚語說，提出反證。另有〈《呂氏春秋》與竹簡本、傳世本《文子》相合書證疑義——再論《淮南》、《文子》兩書因襲關係)，收錄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十一期，則就魏啟鵬教授所論《呂氏春秋》襲用《文子》一說提出反證。至於〈今本《文子》詮釋《淮南》考)，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十二期，乃就今本《文子》詮釋《淮南)之具體方法，以見今本《文子》曾有系統地詮釋《淮南》，並非純然因襲。文中並提出書證，以見今本《文子》多用《莊子》，或與漢世莊學門派相關。

筆者自1992年發表首篇有關《文子》之論文以來，一直以為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乃在西漢之世，而今本《文子》成書年代之下限，則在東漢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其主要論據有五：

一、出土竹簡《文子》曾見“朝請”一語，竹簡文子(2212)：“[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按“朝請”者，《史記集解》云：“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乃謂諸侯春、秋兩季朝見帝王之禮。筆者在1998年發表〈出土《文子》新證〉時，已指出“朝請”為漢律(原文見《人文中國學報》第五期，頁157)。因之，凡以為出土《文子》乃先秦已有之典籍者，其說自然不能成立。及後，李厚誠先生發表〈“朝請”小議〉(見簡帛研究網，2001年11月)；以為“即使竹簡《文子》中的“朝請”確為漢人語，但憑此一詞，恐不能認定竹簡《文子》作於秦漢之後，這很可能是漢人為便於理解而改，只能說明其下限，不能作為判斷竹簡《文子》思想形成、成書時間上限的根據。及後張豐乾先生又發表〈“朝請”“諸侯”與竹簡《文子》的撰作年代)(同見簡帛研究網，2001年11月)，張先生則以為“‘朝請’確為漢律”，並以為“朝請”出現的時間就是竹簡《文子》的撰作上限。

二、有關出土《文子》之成書年代，學者或以為定縣出土者乃古本《文子》，其成書年代可上溯至戰國中期，而今本《文子》則後人依據《淮南子》鈔襲而來，其成書年代乃在西漢《淮南》成書之後。今按出土《文子》雖然殘脫破爛，其可考訂者僅有二幹餘字，然其中資料仍能與今本《文子•道德》相互對應，則謂今本《文子》與出土《文子》兩書體系截然不同者，似未能成立。至於出土《文子》部分語句不見今本《文子》，此或僅能證明出土《文子》部分內容已然散佚而已。至於今本《文子》與出土《文子》內容相合之處，其中文句卻時有差異，則可證明今本《文子》確曾改纂出土《文子》。

三、學者又以為出土《文子》與《淮南子》並無相合例證，而今本《文子》則多與《淮南子》相合，因而推論出土《文子》成書年代極早，乃先秦已有之典籍，而今本《文子》則通過鈔襲《淮南子》而成書。筆者〈出土《文子》新證〉指出竹簡《文子》編號（0198）與《淮南子•族訓》相合（見原論文頁170），而又見於今本《文子•上禮篇》“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一章。既知出土《文子》有與《淮南》相合句語，則兩書關係不宜倉猝論斷，至於論者謂今本《文子》凡以“老子曰”啟章者，皆抄襲《淮南》而來，因而並不見於出土《文子》，其說自然也不《文子》與《淮南》相合者，其比例較少；其與《淮南》不合者，比例較多。然而，既知竹簡《文子》有與《淮南》相合例證，而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下限為漢宣帝五鳳二年，即西元前56年，較諸劉安進《淮南子》之建元初年（約西元前140年）為晚，兩者相距仍有八十四年之久，似不當斷言竹簡《文子》成書年代必定早於《淮南》。

四、倂合竹簡《文子》編號（0876）及（0826），可知出土《文子》作“不養則民倍反”今本《文子•道德》則作“弗養即背叛”。兩文互斠，竹簡本作“不養”，今本作“弗養”，疑竹簡《文子》避西漢昭帝劉弗陵諱，昭帝在位於西元前86年至74年間，此與整理小組論斷竹簡《文子》年代下限為五鳳二年（西元前55年）者相合。由此推論，出土竹簡《文子》之成書年代很可能極接近其年代下限，即漢宣帝五鳳二年。若然，則其成書年代其實後於《淮南》。然此僅屬孤證，尚需進一步研究，方能論定。

五、今本《文子》之成書年代仍乃在東漢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此可由高誘幾則注文中考見：

（1）高誘注解《淮南》曾參考《文子》。考《淮南•俶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神清者嗜欲弗能亂。”《文子•守清》作“夫鑑明者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案《淮南》此文高《注》云“薶，汙也。薶讀倭語之倭也”。“薶”之訓“汙”，於古無徵，高誘蓋本《文子》重文為注，而強為之解。

又《淮南•說山》：“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文子•上德》作“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案《淮南》此文高《注》正作：“沫雨，雨潦上覆甕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高《注》此文訓“澄”為“止水”者，蓋本《文子》為注，其謂“沫雨”或作“流潦”者，亦本《文子》。考〈說山〉此文又見《莊子•德充符》及《淮南•俶真》。《莊子•德充符》作“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淮南•俶真》則作”人莫鑑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莊子•德充符》雖亦作“止水”，與高《注》合；惟首句作“流水”，而《淮南•俶真》作“流沫”，並與高《注》所引或作“流潦”者不合；又《文選》郭景純〈江賦〉：“蹬之以瀿瀷。”李善《注》引許慎《注》本《淮南子•說山》云：“莫鑒於流灤而鑒於澄水。”並引許《注》云：“楚人謂水暴溢為瀿”。準此可知，許《注》本《淮南》此文作“流瀿”亦與高《注》所引作“流潦”者不同；唯有《文子•上德》與高《注》所引相同，足證高《注》此文乃據今本《文子》為說。

（2）出土《文子》全書多以平王問而文子答的對話形式書寫，而後人則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此對話關係改易之年代下限，當在東漢之世。今考《論衡•自然》：“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王充將老子、文子相提並論，其所據以立說者，當為對話關係業經改纂之《文子》。依此推論，王充所見《文子》，其對話關係，已由平王問而文子答，改為文子問而老子答矣。王充生在東漢光武建武三年(西元27年)，推知今本《文子》之對話關係，其改纂年代乃在東漢。今考東漢高誘嘗據《文子》互見重文注解《淮南》，則高誘嘗用《文子》可知，今從高誘《注》中檢得證據兩則，以證成此說：

(1)《呂氏春秋•勿躬》云：“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高誘《注》云：“《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按今本《老子》無此文，考《淮南子•道應》云：“太清仰而歡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今本《文子•微明》因襲《淮南子》，略作改動，又詑為老子語，作“老子曰……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正與高《注》引文相合。準此可知，《勿躬》高《注》乃據《文子》為說，本非直接引錄《老子》，故所引不見今本《老子》；此因《文子》託為老子語，故高誘誤引為《老子》。

（2）又《呂氏春秋•本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又云：“命之曰爛腸之食。”

《本生》高誘《注》云：“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及下文注解“爛腸之食”，又云：“《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按兩文高誘標明《老子》，惟今本《老子)並無此文，《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與高《注》所引不同。考《淮南子•精神》因襲《莊子》云：“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文子》又因襲《淮南子》，再託為老子語。《文子•九守》云：“老子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王念孫《讀淮南子雜志》以為今本《文子》作“生創”者乃後人妄改，《文子〉因襲《淮南》，疑亦當作“爽傷”，與高《注》引文相同。準此可知，《本生》高《注》引《老子》文而不見今本《老子》者，蓋亦出於《文子》也；此因《文子》因襲《淮南》又託為老子語，高誘據《文子》為《注》，乃誤以為《老子》。

準上所論，則出土本《文子》原為平王與文子對答，而今本《文子》改為文子問於老子，其改纂之年代蓋在東漢高誘注解《呂氏春秋》之前。既知高誘注解《淮南》時，曾參考《文子》，則為何高誘注文從不稱引今本《文子》書名而僅稱“或作”?筆者以為高誘大抵已知今本《文子》之編纂，不過通過整理、詮釋《淮南》而來，是以引用今本《文子》時，僅視之為《淮南》別本而已，不稱書名，亦可理解。

時至今日，學術界就《文子》的討論已然成熟，筆者意見與學術界多有不同，師友鼓勵筆者將論文結集出版，俾便前輩學者斟酌討論。筆者上述五篇論文，皆借助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漢達古文獻資料庫”尋檢書證，推敲論斷。2003年，中國文化研究所“漢達古文獻資料庫研究計劃”陸續出版利用資料庫撰寫之學術論著。本書際此良機，可以順利付梓出版。筆者在此對十多年來師友之助，謹致謝忱。其中業師劉殿爵教授多年來循循善導，發蒙啟迪，尤當感銘。《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編輯委員會主席陳學霖教授、副編輯朱國藩博士，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宗靜航教授，均不以拙作膚淺，多次將拙作送審刊登，皆所感激，謹此再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