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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科学普及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金忠明

出品人:

页数:191

译者:

出版时间:2007-9

价格:25.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110066713

丛书系列:中国近代科普和科学教育研究丛书

图书标签: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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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育变迁中的科学启蒙》 引言 鸦片战争的炮声，如同一记惊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云霄，而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自然而然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代中国，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旧的秩序摇摇欲坠，新的思想潮水般涌来。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中，科学的引入与传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更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的理念、内容与实践。本书旨在探讨近代中国教育变迁的大背景下，科学启蒙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如何融入并塑造了当时的教育思潮。 第一章：巨变前夜的教育传统与“西学”的萌芽 在西方坚船利炮叩开国门之前，中国数千年的教育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道德伦理与人文经典。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但也导致了教育内容的僵化，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然而，即便是在这看似封闭的传统教育体系中，也零星地存在着对自然现象的好奇与观察，例如农学、医学、天文学等领域的实践积累，但其系统性与理论性远不及西方。 随着中外交流的逐渐增加，特别是传教士的到来，西方的一些科学著作开始被零星地翻译和介绍。这些“西学”的早期传播，尽管数量有限，且多以宗教传播为附带，但却如同一粒粒种子，悄悄地播撒在中国知识界的土壤中。其中，一些对自然现象的朴素解释，以及一些初步的科学仪器，开始引起部分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开始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强大，除了军事技术，更在于其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 第二章：睁眼看世界：早期维新派的科学教育呼声 甲午战争的惨败，如同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击碎了国人对“天朝上国”的幻想。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深刻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源后，将目光投向了西方。他们认为，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变法”，而变法的前提是“变才”，变才的关键则在于教育。 在他们的政治改革蓝图中，兴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等著作中，明确提出了学习西学的必要性，他认为“西人学问，务求实效，其器械、工艺、机器、制造、工场、矿产、航海、兵舰、铁路、电线，无一不精，无一不高。”因此，他主张将“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即物理、化学）、万国史、各国政体、法律、经济、农学、工艺、医学”等科目纳入新式教育的体系。 这些早期维新派的呼声，虽然在当时并未能完全实现，但却为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科学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将科学教育视为开启民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 第三章：教育革命的先行者：晚清教育改革中的科学教育实践 随着维新变法的尝试与失败，许多仁人志士并未放弃对教育改革的探索。晚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开始了名目繁多的教育改革。虽然改革的动机与程度不一，但科学教育的引入与强化，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1. 学堂的兴办与课程设置的变化：从最初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到各地层出不穷的各种学堂，科学课程的比例显著增加。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算学、格致、生理学、博物学等逐渐被列为必修课程。一些学堂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格致馆、实验室，配备了简单的科学仪器，供学生进行实验操作。 2. 教育机构的转型与学科的独立：传统的书院逐渐被新式学堂取代，一些专业性更强的教育机构也开始出现，例如专门培养师资的师范学堂，以及在军事、工程、医学等领域设立的专业学校。这些学校的设立，直接推动了相关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研究。 3. 留学生的涌现与科学的引进：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知识，中国政府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学习科学技术类专业的留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中国科学教育和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四章：新文化运动与科学精神的张扬 进入20世纪，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然而，政治上的革新并未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在此背景下，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发起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并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作为推翻旧文化的两大武器。 “赛先生”的提出，将科学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知识或技术，而被视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探索真理的态度。 1. 科学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科学精神是对迷信、愚昧、落后的思想的批判，是理性、实证、探索的体现。他们通过各种刊物（如《新青年》）向社会大众传播科学知识，批判封建迷信，呼吁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问题。 2. 科学思维对教育理念的影响：科学精神的张扬，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理念。教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质疑精神和探究能力。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现代公民，而不是只会背诵经典、服从权威的“顺民”。 3. 科学教育内容的深化与普及：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科学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入，不再局限于基础的算学和格致，而是涵盖了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同时，科学的普及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各种科学普及读物、讲座、展览层出不穷，力图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第五章：从“科学救国”到“教育救国”的时代呼唤 在近代中国，科学与救亡图存的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无数仁人志士怀揣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希望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改变国家的落后状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教育认识的深入，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技术是不足以实现国家富强的，而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的普及，更是根植于教育之中。 “教育救国”的理念应运而生，它强调教育是培养人才、提升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而科学教育，作为新式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承担起了重要的使命。 1. 科学教育的社会化趋势：科学知识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学校内部，而是向社会各层面延伸。各种学术团体、科学研究机构、科普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通过举办讲座、出版刊物、组织活动等多种形式，将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带入社会，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 2. 科学教育与民族复兴的关联：在国家危难之际，发展科学教育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关键。人们相信，拥有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强大的科技实力，才能抵御外侮，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强大。因此，对科学教育的投入和重视，也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 3. 科学教育的本土化探索：在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中国的教育家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将科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本土化的探索。他们尝试将中国传统的经验与西方科学的方法相结合，培养既有科学精神，又能服务于中国国情的各类人才。 结语 近代中国科学教育的启蒙之路，是一条充满艰辛与探索的道路。它伴随着民族的屈辱与抗争，承载着一代代有识之士的理想与奋斗。从最初对西方科学知识的零星接触，到维新派的强烈呼唤，再到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精神的张扬，以及最终“教育救国”理念下对科学教育的系统构建，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本书所探讨的，正是这一过程中科学启蒙的思想脉络与实践演进。它不仅仅是对科学知识传播的记录，更是对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的梳理。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科学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以及教育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独特作用。科学教育的启蒙，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更是对自身潜力的挖掘，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引。它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实践，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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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册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为我们理解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纵深视角。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舒缓，但信息密度极高，它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像一个老练的导游，带领读者穿越了民国初年那段思想大爆炸的时期。书中对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理念的阐释，尤为精彩，不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结合了当时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师资聘用标准等具体案例进行论证，让人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如何在现实的泥潭中艰难生长。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于“德育”和“智育”在中国不同阶段的权重变化进行了量化对比，这对于我们今天反思教育的价值取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它展示了早期教育改革者们如何试图在保留传统伦理规范和引入科学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两难”困境，时至今日依然困扰着我们的教育实践。行文风格上，作者擅长使用精准的学术术语，但又辅以生动的历史场景再现，使得理论性和可读性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绝非那种枯燥的学院派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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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更像是一次与那位开创教育先河的先贤们的深度对话。它采取了一种相对宏观的比较视野，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演进与同期日本、俄国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进行了隐性的参照，凸显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作者在论述中表现出的冷静克制，使得即便是讨论到最具争议性的历史事件时，也能够保持学术的超然姿态，避免了情绪化的评判。书中对“国民性改造”与教育使命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全书的高潮之一，它清晰地勾勒出教育被赋予了超越知识传授本身的沉重社会期待。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教育救国”理念在不同政治光谱间的继承与异化现象的梳理，这表明了某一核心思想在时代洪流中如何被不同力量所挪用和改造。这本书的装帧和版式也体现了研究的严谨性，注释详实，索引清晰，对于希望深入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其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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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初次翻开这本书时，我对它能提供多少新颖观点持保留态度，毕竟近代思想史已被反复书写。然而，这本书以其对地方性教育实践的关注，成功地避开了仅仅围绕京津沪中心叙事的窠臼。它将笔墨延伸到了东南沿海的实业家创办的工科学校，以及内陆省份在地方士绅支持下建立的师范学堂。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近代教育史的理解。作者对早期教科书插图的分析尤其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对比不同版本教材中关于自然现象描绘的差异，揭示了科学知识是如何被“翻译”并“本土化”的过程。书中对“新青年”一代对传统学术权威的反叛情绪的捕捉，更是入木三分，那种对旧秩序的彻底决裂的姿态，其背后的文化动因，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得多。整本书的论证逻辑严密，像一部精心构建的复调音乐，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思想流派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重构的宏大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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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将“科学”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舶来品，而是细致地拆解了“科学”在近代中国语境下的多重含义。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早期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往往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带来国家富强的“法宝”，而非纯粹的认知方法论。书中对早期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在中国的传播路径的考察，清晰地展示了知识传播中的“筛选”与“重构”现象。例如，一些更具应用性的技术知识被优先接纳，而涉及哲学思辨的科学分支则进展缓慢。书中引述的许多档案材料，特别是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揭示了政策制定者在面对资源匮乏和意识形态冲突时的权衡与取舍。这种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微观研究，让抽象的“思想史”变得具体可感，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时代的无奈。我特别喜欢作者在讨论女性教育普及时展现出的细腻笔触，记录了那些在传统束缚下勇敢迈出第一步的女教师和女学生的故事，为冰冷的学术分析注入了温暖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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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重的著作，简直是一部梳理中国近现代思想脉络的精细织锦。作者在开篇就展现了深厚的史料功底，通过对早期传教士文献和晚清士绅阶层书信的细致爬梳，勾勒出了一个传统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格物致知”冲击时，那种既抗拒又渴望转型的复杂心境。我特别欣赏作者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西化”或“顽固守旧”的二元对立视角，而是深入剖析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激烈的思想拉锯战。例如，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书中不仅仅是简单地引用，而是追溯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语境变化，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焦虑。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听到那个时代知识巨擘们在茶馆、学堂里的激烈辩论声，感受到他们那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尤其是对于洋务运动时期技术引进与教育体系重塑之间的张力，作者的分析极具洞察力，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开端时期的那种摸索和挣扎，非常值得细细品味，它让我们明白，任何重大的思想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充满了妥协、误解与不断调整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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