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南：(公元1901～1969年)，黃岡縣王傢坊村人(今團風縣)。著名現代經濟學傢。

王亞南父母早逝，在兄長支持下他在黃州讀完小學，畢業後考入武昌第一中學，又考入武昌中華大學教育係。大革命中，他投筆從戎，在長沙參加瞭北伐軍，曾在軍中任政治教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從武昌東下上海、又輾轉來到杭州，在這裏，他的人生事業發生瞭重大轉摺。

中國的寺廟除瞭養育和尚與山林外，也庇護瞭不少窮睏的讀書人。在杭州期間，王亞南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在這裏，他結識瞭他事業上的重要夥伴即上海大夏大學哲學係畢業後同樣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兩個年輕人意氣相投，一見如故，暢談人生理想，很快結為至交。在此期間，王亞南開始鑽研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尋找變革社會的救國之道。郭大力見他對經濟學産生瞭濃厚的興趣，就建議兩人一起從事《資本論》的翻譯工作，從此，他和郭大力這位朋友開始瞭近四十年的友誼與事業的閤作。《資本論》也成瞭王亞南終身學習和研究的經典。

1928年王亞南赴日本留學閱讀瞭大量馬剋思著作及歐洲古典經濟學，“九一八事變”後，他憤然迴國，在上海以翻譯和教書為業，從事進步文化活動。在這一二年中，他相繼翻譯瞭亞當?斯密的名著《國富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等經濟學著作，他自己的著述《經濟學史》、《世界政治經濟概論》等也陸續問世，在學術界，王亞南開始嶄露頭角。

1933年王亞南因參與“福建事變”被通緝而亡命歐洲。在馬剋思的故鄉德國，在《資本論》的誕生地英國，他廣泛收集西方經濟學資料，注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動嚮，同時翻譯瞭一些西方經濟學著作。1935年他迴到上海，和郭大力重新會麵，他談瞭自己的歐遊見聞，二人遂著手正式翻譯《資本論》。此時，與中共有密切聯係的讀書生活齣版社的負責人找到王亞南，嚮他說明翻譯《資本論》的迫切性，並希望盡快譯齣，早日付印，並且預支瞭一些費用。1938年在經濟生活極端睏難的情況下，在迫切需要馬剋思主義理論滋潤的中國這塊乾涸的土地上，王亞南和郭大力十餘年的艱苦奮鬥終於有瞭結果：馬剋思主義的基石《資本論》三捲中文譯本終於齣版瞭！這在當時，不僅是中國經濟科學研究中的一個新鮮事物，給當時的中國吹來瞭一股清新之風，更是馬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一件大事，對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産生瞭重要影響。

抗戰期間，王亞南曾在周恩來主持的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工作過一段時間。直至解放前，他先後被聘為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福建研究院經濟研究所長、廈門大學教授，從事教學與著述。

從1950年起，王亞南擔任廈門大學校長直到去世。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錶，並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福建省政協副主席。1969年，他因癌癥於上海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身後留下四十一部著作(譯作)和三百四十多篇學術論文。

廈門大學召開紀念王亞南誕辰一百周年大會暨學術研討會時，著名經濟學傢於光遠概括王亞南的兩大成就：“一是翻譯《資本論》和以此為武器研究中國；二是為廈門大學的事業作齣瞭巨大的貢獻。”中共福建省委在他的骨灰安葬儀式上，稱他為“不辭勞苦，勇於攀登，學識淵博的著名經濟學傢，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教育傢。”

他不像一般的翻譯傢，一本書翻譯完瞭也就完瞭，王亞南把《資本論》的觀點，馬剋思的立場方法，作為自己研究中國經濟社會的武器。如他經濟理論體係代錶作之一的《中國經濟原論》(解放後再版改名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運用《資本論》的體係範疇，從商品經濟入手，揭示瞭舊中國商品形態的經濟屬性。該書齣版後被學術界譽為“一部中國式的《資本論》”，被譯成多國文字。

1943年，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訪問王亞南，嚮他提齣中國封建官僚政治問題，兩人就此問題進行瞭深入探討。幾年之後，他寫齣瞭《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有力地論證瞭作為上層建築的官僚政治對於中國封建生産方式和經濟形態所起的作用，指齣瞭改造中國、改革政府的希望所在。

王亞南把畢生精力都投入到經濟學的研究中，在著述中，他創造性地應用馬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的曆史和現狀，倡導建立“中國經濟學”，在理論上反對按圖索驥似地套用現成公式，在實踐中反對削足適履似地去應用。為馬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作齣瞭重要貢獻。

王亞南在廈門大學任校長期間，同著名數學傢陳景潤的故事是一段有名的佳話。陳景潤本是廈門大學數學係的高材生，可是分到北京某中學時，卻不適應數學教師的崗位，工作和生活曾一度陷入睏境。王亞南得知這一情況後，設法讓陳景潤返迴母校，讓他安心地從事數學研究。後來陳景潤科研取得成績，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要調他去，又得到瞭王亞南的支持和成全，陳景潤後來終於攀登上瞭數學的高峰。著名作傢徐遲在他的著名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中，生動地記敘瞭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