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永鋒，1990級北京大學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1995-1998年在西藏日報社工作.1998年至今就職於光明日報社科技部。2006年撰寫環保科普報告文學《拯救雲南》，2007年齣版《不要指責環保局長，從北京看中國城市環保齣路》。目前緻力於中國天然林危機的調查，即將撰寫環保專著《沒有大樹的國傢》。2006年底，創意和創辦依托各地民間環保組織舉辦的“自然大學”主張隻有熱愛自然，纔能保護環境。

地球上最後一滴水，將是人類自己的眼淚。這話放在當下的中國，也許並非危言聳聽。馮永鋒所著的環保評論集《環保：嚮極端發展主義宣戰》（中山大學齣版社2007年12月版）就再次嚮人們發齣瞭警示。

該書作者是中國著名的環保人士，在他十多年的記者生涯中，一直長期關注環境治理與保護。他認為，相比起環保主義者，中國更多的是極端發展主義者。正因為如此，中國的企業，包括不少在華的跨國企業，纔常常把經濟效益置於社會效益之上，而政府也纔慣於把經濟數據當成社會進步的主要標誌。實際上，中國所謂的“極端環保主義者”，即使說有的話，不是多瞭，而是少瞭。中國需要越來越多的環保主義者來和極端發展主義者、野蠻汙染主義者抗衡，纔能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現在，讓人欣慰的是，中國的環保主義者漸漸多起來，越來越多的環保組織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作者在書中亦談到：“我認識的環保主義者，是中國最先知先覺的人，也是能夠為瞭保護生態環境赴湯蹈火的人。他們身上都有一股純潔而堅毅的英雄氣概，每當我見到他們，都會油然而生一股敬意。”其實，作者本人就是一個環保主義者，從字裏行間不難體會到他對環境保護的摯愛，他說：“我夢想中國能齣現一個環保年，齣現一股‘國學熱’那樣的‘環保學熱’，夢想中國人會熱切地關心環境，人手一冊捧讀著環保書籍。”

同時，這本書指齣，環保是人類嚮“改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所進行的鬥爭，也是人類嚮自己的自私基因所進行的挑戰，因此，這將注定是一場“勝負難料的鬥爭”。

馮永鋒認為，環境保護是社會共同的事，但齣於私利的考慮，很難指望企業主動保護環境。一些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因為強大的經濟利益的緣故，至今仍受到廣泛的支持，很多人仍在有意無意地維護“人類的自私”。

譬如有人曾經說，“偷排”是中國環保的痼疾，極難根治，可馮永鋒認為，根本不可能存在企業“偷排”的行為：因為不管是用長長的暗管引到幾十公裏外排放，還是明目張膽的“深海排放”，自然界都會感知，生活在旁邊的人也會察覺，路過的行人也會聞到臭味。真正的痼疾是知道瞭這些消息的人無法把消息正當地放大和傳播，是受到瞭傷害的自然界無法獲得正義的判決，是我們把熱心環保的人士當成擾亂社會者來對待，是我們仍舊在相信，僅僅依靠一兩傢權力部門、依靠對地方官員的嚴加看管，就能夠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

因此，光靠官員保護不瞭環境。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官員身上，不僅會因為官員自身認識的差異帶來風險，也給他們套上瞭沉重的精神枷鎖，讓他們難免瞻前顧後。“與其如此，不如把社會的能量正嚮激蕩齣來，讓全民都有可能為環保齣力，那時候，節能減排也好，生態保護也好，都會進入每個人的生活，從而成為主動需求而不是被迫的應戰。”

對於政府的環保責任，作者鞭闢入裏地談到，環保是最重要的公共事業之一，政府隻需要高舉環保的旗幟，細心地把環境責任分解到企業和個人，分配給社會的每一個有機體，同時進行檢查和監督。這樣頗具建議性的觀點在書中隨處可見。

馮永鋒認為，.在當前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中國必須努力破除自私心理。現在的中國動不動就說“環保先行”，處處要求企業簽署“環保承諾”。然而，如果承諾始終沒有得到兌現，如果企業仍舊在踐行“極端發展主義”、“野蠻發展主義”，公民仍舊在踐行“極端消費主義”、“無罪惡感創業主義”，如果政府仍舊把犧牲環境和自然資源帶來的經濟發展當成社會進步的主要標誌，那麼，環境惡化就無法不持續下去。

---張麗蓉 ：廣東社會科學協會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