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Famous Melville Stories, one, a decrepit ship's captain who lost this crew; the other,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Melville's finest sailing novel.
《贝尼托·塞雷诺》与《比利·巴德》：两条航向人性的海上的命运挽歌 赫尔曼·梅尔维尔，这位美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以其深邃的思想和雄浑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关于人类灵魂、道德困境和存在意义的深刻探索。在其晚年创作的这两部篇幅虽不长，却意蕴无穷的海洋小说，《贝尼托·塞雷诺》（Benito Cereno）和《比利·巴德》（Billy Budd），如同两颗在浩瀚文学星空中熠熠生辉的宝石，它们以各自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共同勾勒出一幅幅令人震撼的关于真相、欺骗、自由、压迫以及人性复杂性的画卷。这两部作品，虽然在情节上独立，却在主题上相互辉映，共同指向梅尔维尔对人类困境的永恒追问。 《贝尼托·塞雷诺》的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末，一艘名叫“三角洲号”的船只在海上偶然遇见了另一艘西班牙商船“圣多明哥号”。“圣多明哥号”的船长贝尼托·塞雷诺，一位原本声名赫赫、气质高贵的绅士，此刻却显得异常虚弱、焦虑，其神态举止透露出某种不寻常的隐秘。他的言行举止，与其船上的一名貌似忠诚的非洲奴隶巴博（Babouin）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轻的美国捕鲸船船长阿莫斯·阿莫斯（Amasa Delano）基于航海经验和初步的善意，试图伸出援手，帮助“圣多明哥号”解决船员健康欠佳、物资短缺等一系列看似普通的海上问题。然而，随着船只的短暂相遇和阿莫斯的深入探访，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梅尔维尔在《贝尼托·塞雷诺》中，巧妙地运用了“视角”和“误读”这一叙事技巧，将读者置于阿莫斯船长的视角之中。我们与阿莫斯一样，最初都被“圣多明哥号”表面上混乱而神秘的景象所迷惑。船员们对船长似乎异常顺从，甚至到了恐惧的地步；而曾经被奴役的非洲人，反而像是掌握了船上的大权。阿莫斯，这个性格开朗、乐观且富于行动力的美国人，他对事物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常识以及一种固有的、基于当时社会观念的“理性”。他倾向于将一切异常归结为海上的航行压力、疾病以及不同文化习俗的差异。他将巴博的“忠诚”视为一种对主人的恭顺，将船长塞雷诺的病态和沉默理解为一场不幸的疾病。然而，这种基于表面现象的判断，恰恰是他最终的盲点。 作者借由阿莫斯的眼睛，一层一层剥开了“圣多明哥号”上精心编织的谎言。随着情节的推进，真相的阴影开始笼罩。非洲奴隶们，在一位名叫塞克（Sancho）的非凡领袖的带领下，早已发动了起义，并将船上的西班牙船员变成了实际上的囚犯。贝尼托·塞雷诺，这位曾经的船长，实际上早已被剥夺了权力，他只不过是奴隶起义者为了欺骗外界、维持船只正常航行而摆在台面上的一个“木偶”。他的一切表现，从他的病态到他的沉默，都是对起义者控制的一种痛苦而无奈的顺从。巴博的“忠诚”，并非奴性的表现，而是奴隶起义者精心策划的“障眼法”，用以麻痹那些可能发现真相的人。 梅尔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将故事描绘成一场黑白分明的善恶斗争。相反，他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塞克，这位起义的领导者，并非简单的暴徒。他拥有非凡的智慧、冷静的头脑和令人敬畏的领导能力。他能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维持船上的秩序，并以一种近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自由的含义。他代表着被压迫者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在绝望中迸发出的惊人力量。而船长塞雷诺，这位曾经的权贵，他的形象则充满了悲剧色彩。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屈辱和无力感。他被剥夺了尊严，被迫扮演一个欺骗的角色，其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在梅尔维尔的笔下显得格外真实。 《贝尼托·塞雷诺》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奴隶起义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于真相与表象、认知与现实之间鸿沟的寓言。阿莫斯的乐观和善意，在面对如此深刻的欺骗时，显得如此脆弱。他的“常识”和“理性”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反而成了蒙蔽他双眼的纱布。梅尔维尔以此警示我们，外表并非一切，我们必须透过表象去探寻事物的本质。而对于“自由”的定义，也并非仅仅是身体上的摆脱束缚，更包含了心灵的解放和尊严的回归。 转向《比利·巴德》，这部作品同样发生在海上，但其探讨的主题更加聚焦于个体的纯真、社会的结构性暴力以及命运的不可测。故事围绕着年轻的、英俊而又天真烂漫的水手比利·巴德展开。比利被捕获，加入了一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胜者号”。他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和纯洁的品格，他的笑容能感染身边的人，他诚实善良，尽管有些时候略显迟钝，但他绝无恶意。然而，正是这种近乎完美的纯真，却在人性的阴暗面面前，成为了毁灭的种子。 在“胜者号”上，比利遇到了一个阴险狡诈的军官，约翰·克拉夫特（John Claggart）。克拉夫特是一位阴郁、善于伪装且内心充满嫉妒的军官，他无法容忍比利身上那种不带任何杂质的纯真和受到的普遍喜爱。比利纯粹的品格，恰恰映衬出了克拉夫特内心深处的丑陋和空虚。于是，克拉夫特开始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阴谋，试图摧毁比利。他捏造证据，歪曲事实，利用海军严格的纪律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一步步将比利推向绝境。 故事的高潮发生在一次海上战斗后，士兵们面临着严厉的审查。克拉夫特抓住机会，以“煽动叛乱”的罪名指控比利。在法庭上，比利面对着这个不公正的指控，情绪激动，无法用清晰的语言为自己辩护。他本想说出真相，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内心的震惊，他只说出了一个词：“天啊！”（God knows!）随后，由于愤怒和绝望，他本能地挥出了拳头，却意外地击中了克拉夫特。这一击，虽然并非有意致命，却不幸地导致了克拉夫特的死亡。 这一事件将比利推到了风口浪尖。他作为一个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在日常生活中心地善良的水手，却因为一次意外的冲突而面临死刑。舰长爱德华·维兰（Edward Vere），这位被描绘成一位睿智、审慎但又严格遵守法律的军官，也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他看到了比利的纯真和无辜，但他同时也必须维护海军的纪律和权威。法律，在那个时代，以及在海军的特殊环境中，往往是冷酷而僵化的。法律条文规定，故意伤害军官致死，无论动机如何，都应处以极刑。 梅尔维尔在《比利·巴德》中，通过比利·巴德这个角色，探讨了“善”的脆弱性。比利的纯真，在充斥着权力斗争、谎言和阴谋的海军世界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也如此容易被摧毁。他没有学会虚伪，没有学会隐藏，他的坦率和善良，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弱点。克拉夫特代表了社会结构中的黑暗面，他利用制度的漏洞和人性的弱点，去压制和摧毁那些他不理解甚至嫉妒的美好。 舰长维兰的选择，是作品中最具争议也是最引人深思的部分。他是一个“圣人”般的领导者，但他也是一个“法官”。他看到了比利的“好”，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法律”的“坏”。他内心的挣扎，体现了在理想与现实、良知与制度之间，个体所面临的困境。最终，维兰选择执行法律，处死了比利。在他看来，保留比利的生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混乱，损害海军的权威，从而对更多的无辜者造成伤害。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残酷逻辑，也是一种为了维护更大的“秩序”而牺牲个体的悲剧。 《比利·巴德》的结局，是悲怆的。比利·巴德，这位纯洁如天使般的青年，就这样在不公正的命运中陨落。然而，梅尔维尔并没有让他的牺牲完全没有意义。在比利临刑前，他平静而安详，展现出一种超然于世的宁静。他的牺牲，似乎也为舰上的其他水手带来了一种无声的启示，一种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思。小说的结尾，叙述者将比利·巴德描述成了一个“美之化身”，他的死，仿佛是对这个充满污秽和欺骗的世界的一种控诉，也可能是一种净化。 这两部作品，都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危险的海上世界，但这片大海，与其说是地理上的空间，不如说是人性的深渊。在《贝尼托·塞雷诺》中，梅尔维尔揭示了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欺骗和压迫，以及被压迫者对自由的深刻渴望。而在《比利·巴德》中，他则探讨了纯真在邪恶面前的脆弱，以及制度和法律的冷酷无情。 这两部小说，都以其精炼的叙事和深刻的主题，让我们得以窥见梅尔维尔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怀。它们不是简单的海上冒险故事，而是对人类灵魂深处的一次次拷问。通过《贝尼托·塞雷诺》和《比利·巴德》，我们得以思考，在真相与谎言之间，我们如何辨别？在自由与压迫之间，我们如何选择？在纯真与邪恶之间，我们如何自处？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在回响，也正是这两部作品永恒的魅力所在。它们以磅礴的文学力量，邀请我们一同驶向人性的海洋，去探索那些永恒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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