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同时担任武大、北大教授，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两次获国家自科杰出青年基金，首批社科长江教授。中组部首批千人计划教授。新中国首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著有《最后的狂人》等。

这三卷论文集的编辑徐玲要我给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多谈点我自己怎么开始写论文的经历，我不妨在此试试。我本人认为，人在20岁至30岁之间是最有稀奇古怪想法的时候。我自己在1987年25岁时最喜欢狂想。

例如，在学习了cash-in-advance models 后，我马上写了一篇credit-in-advancemodel：信用越多，购买越方便甚至越多，而购买货物使用的现金（cash）就越少。但一个人信用多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或资本。如此，通货膨胀率越高，大家用现金购买的货物越少，而大家都会多用信用卡购物，也就是说，大家会多积累财富或资本。这也是否定货币超中性定理的一个简单办法。我写的此文一直没有发表，但我自己还是得意的。后来我看了卢卡斯（RobertLucas）和斯托基（Nancy Stokey）合写的一篇论文，把货物购买分成现金产品（cash goods）与信用产品（creditgoods），我自然地意识到：名人的想法也被我想到了。哈哈。后来我的许多学生说他们的模型被名人都用过了。我听到后总是回答：“如果不是如此那就证明你太有才了！”

再举一例。在科尔奈（JanosKornai）的短缺经济学里，他不厌其烦地唠叨计划经济中投资扩张与短缺严峻的周期关系。我很快给他写出了社会主义计划委员会选择投资率与短缺程度的动态最优化模型，并得出了投资率与短缺的周期微分方程的显示解。科尔奈教授看了我的文章，他问我是如何学会动态优化方法的。我回答：“就在研究生的课堂里学的。”后来，我意识到，年岁稍长的大数理经济学家往往也不学动态优化和动态规划，而他们仅仅停留在线性规划与非线性规划的水平上。这也是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的毛病。

我还要回顾一下定义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两个元素上的效用函数。当我写博士论文时，我把这种效用函数定义为我自己从1978年至1982年长期学习的马克思（KarlMarx）《资本论》的效用函数：资本家积累的目的主要是为积累而积累，消费不过是一个附带品。在哈佛学习经济学与数学的同时，我对韦伯（MaxWeber）与桑巴特（WernerSombart）等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也很痴迷，特别是关注他们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抑或犹太教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争论。我同我的论文指导小组组长萨克斯（JeffreySachs）讨论了这一博士论文的大致内容，他非常鼓励我并马上指出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和约的经济后果》里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论述。萨克斯继续说道：“用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模型还可以在美国卖得出去，用马克思的资本的本质模型只怕不好卖啊。”

我那时候很听话，把我的博士论文里的六篇论文合起来命名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新实证（positive）模型》。言外之意是说：所有只定义在消费上的效用函数基础上的增长模型是规范的（normative）、不合实际的、强加于人的和虚妄的东西。当我写作博士论文时，我开始注意到库尔茨（MordecaiKurz）1968年在《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Review）上发表的资本财富效应模型，此模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委员会同样关注消费与资本积累。而在库尔茨之前，杜森贝里（JamesDuesenberry）在他194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里就把效用函数定义在消费、收入与财富三者之上！我很惊讶，无论自己如何疯狂地想象，我的确逃不出前人的魔掌。哈哈大笑。

1989年6月6日我得到博士学位。之后，我的阅读更加广泛。首先，我看到了马加姆达（Mukul Majumdar）和米特拉（TapanMitra）在《经济理论》（EconomicTheory）上发表的用离散动力系统方法得到的惊人结果：他们在库尔茨的模型里证明了周期和混沌的存在。接下来，我很快看到了巴克西（GurdipBakshi）与陈志武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资本主义精神和股市资产定价的好论文！

说到底，我似乎也极难把自己写论文的具体感受告诉大家。这其中味道只有《庄子》里讲得最好：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