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南，乐清人，毕业于浙江林学院本科，现任浙江省乐清市林业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乐清市花卉盆景协会会长，乐清市林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乐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林业文联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科技和领导工作，历任雁荡山风景区林业站站长，区委秘书，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副局长等职务。撰写论文20多篇，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万字。著有《雁荡山印象》（散文集，新华出版社）、《雁荡山风景研究》（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主编《乐清树木奇观》（林业文化工程，中国绿色文化出版公司），参与编辑《生态文明之歌》（文学作品集，中国林业出版社）。

今年七月的一天，李振南给我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打印本，书名叫《草木春秋》，要我为之写序。我一看，很新鲜，题材独特。是林业专著吗？是植物科普吗？是散文随笔吗？都是，都不是。我想起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渔随笔中的《种植部》，汪曾祺的《草木春秋》。与李振南的《草木春秋》一对比，都像，都不像。

对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世贞在序言里说是“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李振南的《草木春秋》凡57篇，写了乐清50多种古树名木，虽无“靡不备采”，但范围也够广了。李渔随笔中《种植部》中的草木篇，虽用笔记形式纵横捭阖，但其主旨大多在于猎奇。李振南虽也用随笔考古博今，但主旨在抒情、在说事。比如说桃树。李渔只对桃花下结论，说是“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红颜薄命’之说，单为此种。”而李振南却说桃的历史悠久，还说乐清历史上曾有的“秋色见桃花”，这就独辟蹊径了。再看汪曾祺。汪曾棋的《草木春秋》虽用散文笔调写草木，但主要是为写人。比如写车前子。汪曾棋说：“车前子利小便，这是许多农民都知道的。张家口的山西绑子剧团有一个唱‘红’的（老生）演员不受欢迎，农民给他起外号‘车前子’。怎么给他起这么个外号呢？因为他一出台，农民观众纷纷起身上厕所。这位‘红’，利小便。”写人很幽默。而李振南的《草木春秋》以散文笔调写散文，主要为写草木。比如《看树》。开头是“人生与林业结缘以后，免不了要看树，也独独喜欢看树。”结尾是“树有这样的大美和品性，我们怎么不好好地看树去？”当然也有写人的，比如《童年的桑树林》，写姑妈写得令人回肠荡气地感慨。这就是我说的，都是与都不是、都像与都不像。

李振南林学院毕业，在雁荡山和林业局工作多年，对树木花草该是非常熟悉了。用他自己的话讲，乐清的古树名木共400来棵，他就访问了300多棵。故他写树写草就如数家珍了。李振南又是作家，他写草木，并不单如李时珍写《本草纲目》只用其资料性、科普性，更有李渔的随笔味道、汪曾祺的散文意蕴。这样，李振南的《草木春秋》就有了别人没有的特点。这特点就是他这本书的副标题：乐清植物札记。

清人王筠说：“或学而有得、思而有得辄札记之。”那么李振南的学、思札记有什么特点呢？是权威性和文学性。因为专业的关系，李振南对乐清的树木、花草的特点、性能、在全市的地位、历史上的评价，都说得有根有据，可谓权威发布。而发布也不一般，很有文学性。这文学性在于细腻、联想和感悟。细腻在于描写详细准确，行文引经据典。联想呢？比如把树名和村名联系起来（《美丽的红豆杉》），把树和爱情传说联系起来（《长者柏树》），把树和诗人联系起来，把树和亲人联系起来（《童年的桑树林》）等等。至于感悟，《草木春秋》中也不少。有把萆木看作诗歌的催生者、歌者、舞者（《后记》），把杨柳看成是最早欢迎春天的树木（《春风裁出江南柳》），把桃花作为春天和美人的意象（《乐清的桃》）等等，这些都很空灵，为文章生色。

胡适又说，札记就是“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既是草稿，结构就很自由了。《草木春秋》中的文章结构，大多放得开，收得拢。即“纵之令远，而又手到擒来；指挥倜傥，而舒卷自如。”做到前人说的“开合”、“擒纵”、“起落”之类的。书的前三辑如此，书的第四辑更甚。第四辑“草木情怀”诸篇，更有抒情意味。象《看树》，其笔调酷似陶铸的《松树的风格》。《春天，故乡田野里的花》像散文诗，其语言华丽感人。《感知落叶》化腐朽为神奇，连落叶都歌颂，可见其爱树之深情。而《童年的桑树林》的结构如小说。从全村采桑养蚕，唯独姑妈不养，到红脸汉子要“我”喊他“姑丈”等。悬念不断，最后交代了一个让人揪心的谜底：原来，姑丈在“文革”中因种桑养蚕被批斗而投河自尽了。结构之妙，实为难得。

纵观全书，不管用什么结抅、什么笔调，都洋洋洒洒，连篇累牍，写尽了乐清的古树名木。所谓的“乐清植物札记”，其实是“且将草木写春秋！”

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则“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李振南的《草木春秋》虽不能做到乐清植物之“聚散皆在”，但也算写了乐清植物之大部分了。又有李时诊之广览、李渔之博见、汪曾祺之文笔，其题材之独特，其文采之斐然，大家读后想必各有分教。

以此为序。

2012年7月13日稿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