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开始是以短篇小说家著称的，诚如第一个自觉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提出短篇小说创作理论的爱伦·坡（１８０９—１８４９）在《评霍桑的（复述的故事）》一文中所说：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是由作家“精心设计了某种希冀的单一效果；于是他编制情节并将其连缀起来，以期在最大程度上达到预定的效果。”美国堪称短篇小说的王国，在开创这一体裁上，霍桑和爱伦·坡同样功不可没。

霍桑曾在作品中多次声明，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罗曼史”。用我们今天惯用的文学术语来说，就是他写的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浪漫主义小说。我们姑且不去争论这样分类的概括性与各自的定义，但无论如何，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客观描绘，浪漫主义则侧重于主观抒发。在霍桑看来，创作“罗曼史” 时，也就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而不必拘泥于现实。他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成功，不愧是美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小说的开创者。

霍桑还进一步把他的“罗曼史”称为“心理罗曼史”，这足见其对心理描写的重视。他之所以重心理描写，一方面固然受时代和宗教的影响，将精神和灵魂混为一谈，认为灵魂既然有善恶，有爱恨，有罪孽，就应该揭示出来，以达惩恶扬善、颁爱抑恨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举止终有其心理依据，如不进行心理挖掘，人物只能停留在表象上，必然显得肤浅。对于惯于阅读我国传统的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读者，或许会觉得其故事节奏过于缓慢，但他却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鼻祖。

爱默生在论述自然的本质时提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霍桑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仅仅是假象，其“灵性”才是本质。因此，在霍桑的作品中，一景一物都有其比喻象征的含义。当年，英国作家威廉·朗格伦在《农夫彼尔斯》（１３６２）和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１６７８—１６８４）这类宗教小说中，就曾把七大罪恶或人的品德变成具体人物登场。这种把抽象概念人格化并用来直接给人物命名的写法显然比脸谱化更为原始和粗糙。霍桑的象征比拟笔法却另辟溪径，况物写景不仅配合抒情和渲染气氛，简直本身当真有“灵性”，成为故事的参与者，缺了便会显出不足。这一手法当即为麦尔维尔所效法，经过爱伦·坡的推崇，转而被法国的波德莱尔进一步发扬，遂开创了现代派文学的象征主义流派。就此而论，称霍桑是象征主义的奠基人并不为过。

《红字》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 道德的虚伪。主人公海丝特被写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不但感化了表里不一的丁梅斯代尔，同时也在感化着充满罪恶的社会。 至于她的丈夫奇林渥斯，小说则把他写成了一个一心只想窥秘复仇的影子式的人物。他在小说中只起情节铺垫的作用。

小说惯用象征手法，人物、情节和语言都颇具主观想象色彩，在描写中又常把人的心理活动和直觉放在首位。因此，它不仅 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