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中，辽宁铁岭人，历史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生导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承担课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与《越南汉文文献导读与研究》。学术研究领域：东亚汉文化圈区域历史与文化，在古代国家宗教礼制史、中国南方民族历史文化、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交流史等方向有所心得和著述，学术理念：读人的历史，做人性解读；不泥于古贤，无幸乎今贵。

前言

一《大南实录》简介

《大南实录》是越南阮朝（1802～1945）官修史书，全书由《前编》与《正编》两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均有“帝纪”“列传”两种体裁的内容。

《前编》有“帝纪”十二卷，记述从阮朝太祖嘉裕皇帝（阮潢）到睿宗孝定皇帝（阮福淳）,这些阮氏广南国主——即阮朝追尊的历代先帝史事，为按年代先后叙事的编年体，绍治四年（1844）修成付梓。有“列传”六卷，分类记述广南阮主当政时期的后妃、王子、公主、尊室（即宗室）、诸臣、循吏、文学、忠义、隐逸、高僧、酷吏及逆臣等各色人物，据张登桂等史臣奏表，《大南列传前编》从绍治元年（1841）奉旨承修，至嗣德五年（1853）书成付梓。

《正编》的“帝纪”记述的是世祖嘉隆皇帝（阮福映）以下历位皇帝的编年体实录史册。从嗣德元年(1848)至维新三年(1909)，相继刊刻了《正编第一纪》(世祖实录)、《正编第二纪》(圣祖实录)直至《正编第六纪》(同庆帝实录)，共计441卷；另附《大南正编列传》“初集”三十三卷及“二集”四十六卷。《列传》“初集”共有后妃、皇子、公主、诸臣、行义、列女、僭窃、外国八目，专记阮朝统一全国及嘉隆一朝期间的人与事，从嗣德五年筹备起修，至成泰元年（1889）由阮仲合等奏成；《列传》“二集”有后妃、皇子、公主、诸臣、忠义、行义、列女、隐逸、高僧与逆臣等十目，记述从明命朝到同庆朝期间的人物史事，从成泰元年筹划，七年（1895）下旨续修，至维新三年（1909）由高春育等奏上。

《大南实录》原为阮朝宫廷典藏，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在打败清、俄，吞并朝鲜后，进一步觊觎周边亚洲国家的领土，也把扩张矛头指向了时为法属殖民地的越南，不断地派遣有着特殊背景的商人、学者及外交人员前往越南考察交流，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日本学者也注意到了对越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1933年日本学者松本信广赴越南调查旅行，在顺化访问了阮朝宫廷，向越南官员提出了翻印《大南实录》的要求，并在法国远东学院的人员帮助下于1935年重印了《大南实录》的主要部分，并将其分藏在日本的庆应义塾大学和东洋文库等研究机构。1971～1981年，庆应义塾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将庆应义塾图书馆所藏《大南实录》影印本分成二十册公开刊出。其所刊印的《大南实录》截止到《正编第六纪》的《同庆帝实录》，但阮朝《实录》续修并没止限于此，从成泰、维新至启定帝的三朝《实录》也后续修成。如北京大学的杨保筠先生提到，1983年他在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看到了《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附编》和《大南实录正编第七纪》的写本。《大南实录正编第六纪附编》成于启定七年（1922），由胡得忠、高春育主编，其中有《成泰废帝附编》十九卷，《维新废帝附编》十卷，分订成十三册；《大南实录正编第七纪》为《弘宗宣皇帝实录》（启定帝实录）十卷，分订为十册；这两编三部《实录》记录了从1889年初至1926年初整整37年间的越南历史，内容非常丰富。

帝王“实录”是记述已故君主在位时编年大事的史书，唐代以前“实录”尚少，唐代以后，先君过世即修“实录”成为史官修史的惯例。阮朝设史馆、修“实录”的举措是对中国历代官修史书制度的沿袭，不过阮朝所修《大南实录》却有一定的体例创新。首先，《前编》与《正编》分列，是在明命十四年由皇帝所钦定，意在凸显其父嘉隆帝阮福映（庙号“世祖”）一统南国的宏伟功业，在体例上反映了阮朝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其次，《大南实录》不仅是皇帝的编年史，“列传”部分是阮朝各时期历史人物（含属藩与外国）的传记，集编年与纪传为一体，反映的历史维度更为宽广。在这一点上，不仅胜于中国明清两朝皇帝的“实录”，也较其本国的《大越史记全书》与《越史通鉴纲目》更为完善。

《大南实录》在越南传世的汉文文献中卷帙最大，是研究越南后黎朝“中兴”，阮主、郑主与西山阮氏诸政权的相互关系，阮朝的建立与世袭统治的最重要史料。不仅如此，该书还对越南与中、老、柬、泰、缅甸等周边邻国的关系及法国在越南、英国在缅甸的殖民侵略均有具体反映，对于研究中国、法国及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民族历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本书辑录立意

《大南实录》除罕见的阮朝宫内刻本、写本外，流布较广的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的影印本。《大南实录》在中国大陆虽没有出版的整书版本，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萧德浩等主编的《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均选编了《大南实录》与中国相关的部分内容，和田正彦、杨保筠、陈荆和、刘志强、刘玉珺等学者在相关文著中也对这一部史籍有不同程度的介绍，这些都使国内学界对《大南实录》一书有了更大范围的了解。特别是台湾学者许文堂、谢奇懿辑录的《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2000）出版后，对《大南实录》这部书的传布有了更大的影响。

许文堂、谢奇懿两先生的《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是根据日本庆应义塾大学1961～1981年影印发行的《大南实录》为底本辑录而成的，庆应义塾大学影印版《大南实录》的版式，为汉字繁体，无标点，竖版，每页上下两栏，每栏十七格，每格正文为大字一行、本注为小字双行，中间一格有目录、汉字卷次及本卷页码；页眉有目录、汉字卷次序数、阿拉伯数字标注的整套书页码和本册页码，其中本册页码外加“［］”括号。《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全书将近50万字。该书所优之处在于编纂，对于所编史料，皆根据内容冠一小标题，并且在标题之下对应编排了原书卷数、帝王年号的纪年顺序（列传则为传称、人名或国名顺序）、相应的公元纪年、本书页码诸项标识，检索起来甚为方便。

不过，《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一书的不尽完善之处也很明显：如该书系直接影印原书对版面加以剪切拼对而成，因此原书的刊印质量便影响了本书的阅读效果，由于底本的墨色浅浮，就造成此书存在相当多的文字漫漶之处，大字尚且不清晰，小字更是难以识读。该书所辑录为清越关系的史料，从逻辑上讲，并不完全覆盖有关中国西南边疆史料内容；从实际上看，《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也的确在这方面多有遗漏之处。正因为如此，才有本书的重新编排与辑录立意。

本书在体例上与《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最大的差异，是适应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将辑录的资料从原书的繁体汉字竖排版改成简体汉字横排版。在内容上，所辑重点是有关中国西南边疆的史料，同时也兼顾了中越两国关系史料和越南的海陆边疆及民族史料，特别注重辑录界临中国陆地边疆的越南北部省域的相关史料与居越华人、华侨的相关史料，以期能最大限度体现边疆研究的宏观视角。

凡例

本书的辑录工作是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大南实录》（一至二十册）为资料底本进行的，为了便于征引，辑录时对史料的文字格式及内容作如下处理：

（1）辑录时变繁体字为简体字，加标点，无简化字者仍用繁体，酌情保留一些俗体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个别中文字书不见的越南汉字等；

（2）按通行的书籍格式横版编排，正文用5号宋体，正文本注用5号楷体加黑，外加“【】”括注，本注内的双行小字的注文部分，用“（）”括注；

（3）每条史料，标注公元纪年或加注清朝纪年，外加“（）”括注；

（4）征引信息项为6号楷体字，并另起一行，前面加“——”破折号，后面用汉字序数标注《大南实录》编、纪（传）卷数，本卷页码，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庆应义塾大学出版本的本册、全书页码，本册页码外加“［］”括注；

（5）无法辨析的文字，用“□”标注；

（6）脱字，外加“【】”补足；错字，外加“（）”标注，并在其后以“【】”括注正字，皆以页下注其校勘征引文献；

（7）本书在辑录史料的同时，针对史料背景和文字校订的具体情况，从有利于读者正确阅读的角度，做了少量的按语和简要注释；

（8）如有需要补充说明的，用6号宋体字，以页下注方式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