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蒂尔（James Steele）是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建筑系教授。他之前出版的著作内容集中在中东和远东建筑。

本书前言介绍了生态建筑的各种术语，包括“绿色”和“可持续性”。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生态建筑中几个永恒的主题。第二部分介绍了25个建筑案例研究，每一个案例都聚焦一位建筑师、一次建筑运动或一个话题。其中有些建筑师在生态建筑领域为人所熟知，如巴德兰、杨经文及哈桑法赛，还有几位读者并不熟知的生态建筑师，如勒柯布西耶、巴克明斯特富勒和鲁道夫辛德勒。第三部分展望建筑未来，以及生态建筑在应对全球城市化时将走向何方。

本书重写现代建筑历史，是建筑从业者和建筑专业学生的必备读物。本书对我们当前的建筑环境敲响了警钟，每一位关注我们地球未来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

前言

换个角度看自然：本书术语梳理

可持续发展、生态和绿色这些名词经常被用来描述环境建筑，本书也不例外。但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几个名词都富含社会和政治意义，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这些术语。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谈论最多的一个术语，本书专门拿出一章来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参见第165~173页）。可持续发展源于联合国倡导的一系列提议，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环境运动中“发展派”和“非发展派”之间的妥协。它代表了一种中间立场，允许发展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对国际发展项目的全球资助，但同时又尽力平息这种发展所带来的危机。

由于可持续发展最初由联合国倡导，所以与“生态”和“绿色”相比较，我们更容易追溯它的定义。可持续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被提出后，联合国曾经召开相关会议对这一概念进行澄清。在1987年联合国召开的针对全球环境恶化的会议上，布伦特兰委员会在其撰写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之后围绕“需求”一词的相对价值展开辩论，而“需求”在世界各地因发展现状不同而差别迥异。

布伦特兰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确实包含了妥协之意，特别在涉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节约时，并且对决定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全球经济网络有了更现实的认识。考虑到这一理论基础和这一术语的起源，可持续发展具有如下8个特点：

1.资源资产

布伦特兰委员会和1992年召开的里约会议都强调应该对能源、特别是非再生资源采取新的利用方法，并且建议用“绿色产品（Green national product）”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以避免使用不可再生资源，并且赋予其他资源更为现实的价值。这使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其宝贵的资源中获得更公平的回报，而无须再用这些珍贵资源偿还债务。

2.隐含能源

隐含能源指在产品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中所消耗的总能源。目前，隐含能源还无法计算，这也显示出这一概念推广进程的缓慢。在美国，曾经有过尝试，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3.全球社区

资源资产的概念已经延伸到建筑师全球责任的社会意识中，建筑师在涉及指定材料时，必须“通观全球，因地制宜”，并且对材料选择的后果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4.经济情况

新的生态意识要求建筑师也要加强对其他领域的了解，广泛阅读和了解社会经济事件，以便做出更有根据的决定。这对于相对孤立和需要集中精力的建筑师行业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5.可再生性

可再生性令我们对建筑材料和形式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用可再生材料代替稀有材料。可再生性通常要求我们在看待问题时，不仅仅考虑时尚的因素，还要考虑更耐用的设计方法。

6.传统智慧

可持续发展修正了我们对传统本土建筑的态度，我们不再用“古色古香、风景如画、落后或原始”等字眼形容传统建筑，我们开始意识到建筑背后的含义，即本土建筑出自与自然现象的反复试验和较量，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智慧的集合。

7.制度变迁

如今，建筑师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建筑设计，已经延伸到政策变化的形成。例如，孟加拉共和国的乡村银行（参见第205页），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微型贷款模式，帮助当地穷人，如今这一模式已经复制到全球。

8.技术

可持续发展运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即对科技的新态度。当今对如何应对环境恶化问题的辩论越来越多。在舒马赫《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一书中提到了“适宜技术”，他提议温和地解决环境问题，并且声称高科技的解决方案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和能源消耗。另一方面，高科技的倡议者们则继续相信科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生态意志论

可持续发展在首次被提出时与建筑环境相关，所以它的含义比较明确，然而“生态环境”或“绿色环境”这两个术语则是用来描绘将环境考虑在内的建筑。顾名思义，生态学即研究所有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但是，当我们用生态描述建筑时，它的意思就有些模糊不清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环保运动在全球兴起。在美国，公众焦点从社会不公转移到环境污染、有毒废物排放以及人口增长等领域。这种逐渐上升的环保意识将许多年轻人的关注点从政治事件上转移开，之后，许多备受瞩目的富裕上层中产阶级也加入这个行列，并且成为主要支持者。有些社会学家认为，20世纪60年代一些铁杆生态学家提出了“增长极限”理论，对这一理论的敌视正是这次环保运动的最初动因；对由经济动机主导的、以保护私人财产为目的的增长辩论而言，这种敌视也是抓住这次辩论主动权的一种策略。

尼克松总统觉察到广大选民对环境的关注，于是他便将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他任期的关键问题之一。他甚至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将生态危机称为自然危机。1969年，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紧接着又在1970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和联邦水污染控制法》。同年，第一个地球日在美国诞生，巴里柯莫纳等生态学家们成为焦点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统计，美国大约有几千个环保组织，会员人数将近1000万人。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油价随之暴涨，环境问题的政治性被得到证实。当时的卡特总统带领美国人民在能源方面尽量自给自足，并且用减免税收等政策鼓励节约能源。欧洲当时虽然受石油禁运的影响没有美国严重，但也制定了类似的鼓励环保的措施。许多建筑从业者立即抓住这股环保东风，一夜间都变成了环保专家，以迎合那些希望获得税收减免的客户。当时，对于能源问题，人们做出了很多尝试，以寻求新的、正式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尝试都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解决方案，完全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意识，在生态方面也没有体现出整体性。

绿色运动

绿色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被称为60年代环保运动的激进变体，绿色运动对工业污染等政治问题持有更独断的态度。在英国，生态党在1985年只有600名成员，生态党在1986年更名为绿党，这个名称所隐含的中产阶级味道较弱，成员人数随之急剧增长。绿党被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形容为“社会主义面前最强大的组织”。

“绿色”与生态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为未来而展开绿色行动运动”和“绿色名单”。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德，这也是用来识别具有环保意识政治候选人的因素之一，这些环保候选人反对建立核电站。法国的绿党于1984年成立，当时被媒体称为“战斗在生态运动的前线”。1971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温哥华成立，该组织积极从事环境保护等相关活动。它生动地体现了“零增长”理念的正反两面。该组织的宗旨是将和平与环境保护运动结合起来，并突出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关联。

绿色意识与可持续发展的比较

作为发展/零发展悖论的妥协产物，在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3年后，欧共体委员会对导致环境加速恶化的原因发布了较全面的解释说明。1990年欧共体委员会发表了《城市环境绿皮书》，这标志着欧盟城市环境政策制定的开端。这与生态以及后来在建筑领域的绿色发展方向有着重要联系，绿皮书详细规定了城市规划与建设策略，旨在提高环保意识。

1986年通过了《单一欧洲法案》。1992年2月7日，15个成员国集体签署了《马斯垂克条约》（《欧洲联盟条约》），该条约主要关注经济合作和货币联盟，它还包括了习惯法、公民权、就业、文化、公共卫生、消费者保护以及环境等协议条款。条约对影响规划政策、建设程序以及公共卫生的环境评价做了广泛的规定。规定包括“风险预防原则”，该原则将预防行动的理念引入欧共体法律。与《21世纪议程》相比，《欧洲联盟条约》对各成员国的职责做了更详细、影响更深远的说明。《21世纪议程》源自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这次峰会更新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新的定义包括七国集团由于使用被低估和不可再生资源，应向发展中国家做出赔偿，这些资源之前被出售以管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

（注：书中的“本书索引”，指相关内容在书中的其他部分也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