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乾良，1932年10月生，别名林冷伊堂、印迷，福建福州人。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现任浙江中医学院教授。精通中医药学、金石书画、科技史。历年发表论文数百篇，专著（四十来种。其中美国出版有《药对》、加拿大出版有《长寿皇朝》、日本出版有《不老宝典》、香港出版有《养生茶寿》。《胃肠病知识》自1964年以来多次重版。所著《印迷丛书》、《方寸万千》、《西泠八家研究》、《篆刻三字歌》等，风行海内外。

对我国的篆刻艺术来说，二十世纪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非同小可！

篆刻艺术真正称得上独立为一个艺术分支，具有多方位的本体结构，就在二十世纪。成立于公元一九○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的西泠印社，就是完成这个本位与体系的最后一步。自此，篆刻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又集中了全国（以至国际上）最优秀的艺术家，提出了自己的宗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经常举行篆刻作品展览。"每年春秋时，分别陈列社中"，既供社员间切磋，又向社会公众宣扬；对古今印作，"均分门别类，附拓边款，精印成谱"（以上引文均见一九一三年所订之《社约》）。关于印谱与展览时的印屏，就是篆刻艺术的载体，和印章实物同样是可供流传与收藏的艺术品。没有艺术载体，很难说艺术体系的建立。

所以，这也是篆刻艺术独立的重要一步。虽然中国的印谱历史悠久，但如目前定型之上印下款、上钤下拓、上朱下墨的印谱最佳形式，大约起于杭州的何元锡（一 七六六--一八二九）和其子何溱、何澍。

自西泠崛起后，二十世纪中各地区的印社也纷纷成立，如杭州的乐石社（一九一四）、北京的冰社（一九二一）、长沙的东池印社（一九二四）、龙泉的龙渊印社（一九四五）等。据一九九○年的《全国印社篆刻联展作品集》，已有印社一百二十二个。我从《方寸万千》（一九九三）至《中国印学年鉴》（一九九三）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国篆刻市场通鉴》（二○○○）的调研中，大体上认为国内外的印社总数在三百六十个左右。从目前看来，印社组织是民间为主的。而我国目前在官方的艺术系统中篆刻和书法仍属一个组织，惟从国家至各省市多在书协内设有篆刻艺术研究会（名称或有小异）。这两个体系，对领导与推动篆刻艺术都有重要的作用，不可有所偏向。

二十世纪的篆刻具有三项了不起的发展。除了上述的篆刻艺术体系的完成与独立以外，另外两点兹分述如下：

名家辈出，流派纷坛，这是二十世纪篆刻艺术的又一大特点。无论是量上、质上、面上以及影响上，恐怕在此前各世纪都少可与之比肩。尤以东西方美术作品的影响以及汹涌的创新求变思潮，则为二十世纪所特有。

先从与上一世纪相交接的四大家说起。 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晚清四大家印谱》中，吴昌硕（一八四四--一九二七）不用说了，胡匊邻（一八四○--一九一○）在本世纪初尚在。与此类似的，还有王石经（一八三三--一九一八）与黄牧甫（一八四九--一九○八）。这四家，分属三派：吴派、黟山派（黄）与玺印派（王与胡）。

孙洵《民国篆刻艺术》与马国权《近代印人传》提到的流派尚另有三派：浙派（王福庵与唐醉石）；赵派（赵叔孺与陈巨来）、齐派（齐白石）。此外，我认为还应提到以

下各派（有的属类型）：虞山派（赵古泥、邓散木）；全能派（王冰铁、童大年、沙孟海、冯康侯等，即马国权所谓"印路极广，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之意）·金石派（罗

振玉、丁佛言、董作宾、容庚、商承祚等，其有别于玺印派者在于较多印外工夫）：学士派（马一浮、郑文焯、经亨颐、闻一多等）；画家派（潘天寿、张大千、丁衍庸、傅抱石、周昌谷等，大多不拘于点画而刻意于构图）。以上共列十一派，均以已故之篆刻家为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后二十年来，涌起一股篆刻艺术的求变创新思潮，五花八门，难以尽述。代表人物如韩天衡、石开、刘一闻、王镛、陈国斌、朱培尔等，应该也算一派，可名之曰新潮派，这样，就凑足一打了。只是，这一派的人物 多还年轻，还有变化，所以还难以定论。

二十世纪篆刻的第三项划时代的发展，就是促进篆刻艺术的八大事物的建成。一是印展：大型的篆刻艺术展（有市、省、全国以至国际），每隔一段时期就举办一次（多以一至四年为期）。至于小型的（以印社或一至数位篆刻家均可）印展，那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兼书、印的展览；二是竞刻与评比：其中，有全国性的，如西泠印社、中国书协的评比，均有竞赛性质，入展之外有的还有等级评奖；三是印谱的出版：在原拓、手拓（非原印而是制锌板后钤拓）、印刷（制版方式多种）等，技术越来越高，使作为篆刻的重要载体日益完善；四是印学书刊的出版：印谱以外的书籍（理论、历史、技法、诗文等）以及专业刊物（如《篆刻》）与报纸（多兼及书画）；五是出土文物的启发：印内与印外求印是篆刻艺术借鉴的两条道路。由于科学考古的发展，古玺、汉印以来的印章实物以及常有铭文的文物在本世纪大量发现。有些东西虽早一两年发现（如甲骨文），但有所研究与引入篆刻还是本世纪的事（王雪民、简经纶、董作宾、潘天寿）；六是西方美术作品的启发：上文所列的新潮派中，有不少人是受西方美术品或其思维影响的；七是篆刻学教学体系的兴起：一反过去师徒相授的形式，在本世纪出现了各种层次的书法篆刻教学。最正规的要算中国美术学院首创于一九六三年招的本科生与一九七九年招的硕士生。最早的或许是杭州西泠书画社（导师为我国最后一个宫廷画师王潜楼），在一九二四年开学，韩登安、申石伽即首批学员；八是印材的发展：即以石章论，除了传统的寿山、青田、昌化石以外，诸如巴林石（内蒙）、长白石（吉林 省）等的开发均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大量优质的材料。

尽管如上所述二十世纪对篆刻艺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却没有人对二十世纪的篆刻大师加以遴选，和书法一比，就更显门庭冷落了。书法界有两次大动作，一次是去年由河北、广东两省的教育出版社出的二十位《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其名单大约是由编委会自己决定的；去年，由《中国书法》、《书法导报》联合发起的遴选活动，有三十九位参加，共选出十位"二十世纪杰出书家"。这 次遴选，曾提出五十人的候选名单。

之所以书与印在对比之下有如此大的差距，我认为或许是由于大家并没有意识到二十世纪对篆刻艺术有多么大的重要!在三月里我以个人名义发起了一次二十世纪篆刻大师的遴选，向各地（包括港、台与在日的印友）发出了两百多封信，大半是西泠印社社员，小半是各印社的社长及著名篆刻家。兹将去函全文列下："某某先生：您好。久未联系，时在念中。兹有恳者：余拟用民意测验形式，调研有关二十世纪篆刻大师，请您在下表中圈定二十至二十四名。有二空格，可增人名。请写明您所圈定人数并签名。请即掷下为荷，铭感无既也。即颂刻佳。乾良敬上二○○○年三月二十日。"其中，有一大部分的印友很快就圈定寄回了。

另有一部分，则需再次函恳（以至多次）或登门面求。直到七月底才决定截止，前 后约四个半月，共收到调研表一百一十八份。

兹将有关调研的情况汇报如下：

杭州与浙江的西泠印社社员共二十九名：叶一苇、王伯敏、刘江、诸涵、陈振濂、张耕源、王冬龄、徐银森、吕迈、陈仲芳、郁重今、鲍复兴、余正、韩天雍、李早、

吴莹、朱恒吉、方国梁、桑建华、于良子、胡小罕、戴家妙、林乾良、周节之、郭子美、 张如元、胡天羽、马亦钊、茅大为。

上海与江苏的西泠印社社员共三十五名：赵林、卢静安、顾振乐、曹简楼、江成之、徐家植、曹用平、张锐、韩天衡、吴颐人、诸毓、童衍方、刘一闻、孙慰祖、徐正

廉、吴天祥、陈身道、王德之、吴承斌、周建国、陈辉、张炜羽、张遴骏、徐庆华、涂建共、徐镕、施元亮、唐存才、张寒月、仲贞子、归之春、徐畅、黄（左心右享）、徐利明、苏金海。

各地（包括港、台、日）的西泠印社社员共二十五名：孙其峰、刘恒、熊伯齐、沙更世、朱培尔、孙家谭、韩焕峰、哈普都·隽明、赵彦良、刘迺中、靳秉岩、陈寿荣、任

全书、杨坤炳、刘欣耕、许亦农、萧高洪、傅嘉仪、陈兆育、蒋启韶、陈浩、马国权、王 北岳、陈波、金意庵。

西泠印社以外的各地著名篆刻家：张人希、邹礼、桑凡、蒋进、蔡树农、李文宽、夏延陵、陈顾、蓝银坤、江家华、陈伯良、张郁明、符骥良、朱惠明、王雷、王金刚、董陈、孟庆余、魏杰、傅树春、许凯军、陈行健、蒋蓬、吉文鹏、胡润芝、安多民、 徐咏平、陈铫鸿、牛济普共二十九名。

以上共收到调查表一百一十八份，西泠印社社员八十九份。共计圈定二千三百一十五人次。每份人次最少者为童衍方（3）、张寒月（4）、蔡树农（6）；最多者为陈寿荣（40）、许亦农（28）、杨坤炳（26）。兹将过半数者的名单依次列于下：吴昌硕（118）、王福庵（114）、来楚生（114）、齐白石（112）、赵叔孺（103）、沙孟海

（101）、陈巨来（97）、赵古泥（97）、方介堪（94）、邓粪翁（90）、韩登安（83）、钱瘦铁（79）、钱君匋（75）、乔大壮（72）、唐醉石（68）、叶潞渊（67）、朱复戡（66）共十 七名。

除表中列名之人外，各调查表中另加人名者共二十四人，圈定人次最多者为易大厂（12）、简经纶（11）、陈师曾（10）。其中，黄牧甫与胡匊邻虽在二十世纪初期过世，但其主要成就在十九世纪；而韩天衡、石开等在世之人，均按历史惯例而 不列入。

这件事始终纯由我个人经办，其苦可知。可是，当接到印友们热情的信，如酷暑中得饮甘泉。有些先生的话，我永世也难忘：如孙其峰说："如阁下这样热心而有水平的人……"黄（左心右享）说："先生用心良苦，弟甚佩之。"来信中，有两个不同意见。其一，是对定名的不同看法：普遍认为"大师级"少，"大家级"多，"名家级"则更多。这个看法原则上大家都同意，只是数目上则差别很大，尤其是前两级。其实，我曾查过现版的《辞海》与《辞源》，都有上述三级的条目，但界定得也比较含糊。对于"大家"，两书基本上都是"著名的专家"。

"大师"，《辞海》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辞源》是"对学者的尊称"（例从略）。我个人

认为：从二十世纪来说，定出十七位篆刻大师是并不多的，不必将一部分降级为大家；其二，则认为黄牧甫与胡匊邻两位仍应列入。因为加上黄、胡只十九位，有印友认为不如再加一位（按序应是五十五票的童大年）正好是二十位。童大年印路广而佳，属全能派的代表。印著较多，一九四四年即出《童子雕篆》，待梓者有六种；金石学、书画与鉴赏都具高水平。与再下一位的票数差距较大（八票）。总之，上述两个不同意见确有进一步推敲之处。虽都在两可之间，但如何裁定最佳方案 我很想听听更多印友们的看法。

对在这次"二十世纪篆刻大师"调研少给予热情帮助的印友们，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