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龙，1958年生，山西新绛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省历史学会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区域社会史、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等研究，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代表性著作有《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初版、2015年修订版）。

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煤和水是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核心因素，也是研究山西区域社会的突破口。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山西水资源问题，就是要克服过去“就水而水”，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单一框架，建立“以水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勾连环境、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资源要素及其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等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的“整体的历史”。本书内容涉及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河域泉域、湖泊存废、分水争水、水权水案、水利水患、礼治制度、家族祭祀等多方面，意在建立“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的基本研究框架。

☆精彩试读

“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

本文的初衷是试图对国内目前令人倍加关注的水利社会史这一领域的研究加以理论思考，通过梳理该专题的学术发展脉络，拓宽学术视野，在纠正一些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有效学术路径。这一所谓的“错误认识”，是指在时下研究中，对水利社会史的理论追踪，只是追溯到美国学者魏特夫的“水利国家”、“治水专制主义”和魏氏学说影响下的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论”。就国内学界而言，也是将与魏氏交从甚厚，受其思想影响较深的美籍华人学者冀朝鼎有关“水利与基本经济区”关系的论述视作起点。从学术史来看，尽管我们难以抹煞魏特夫及其同时代学者之水利学说的重要影响，但其并非水利社会史研究之滥觞，而是另有源头。追本溯源是历史学和人类学者共有的专长。只有找清楚源头，把握好路径，才有益于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加深对水利社会史的理解，从而促进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为此，本文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首先采用倒叙的

方法由近及远地对水利社会史的理论根源加以追踪，以探究其根源所在。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

近年来，一项由中法学者共同完成的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在中外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该项目主持单位为法方的法国远东学院和中方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项目组成人员15名，包括中法双方的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和金石文字等多学科的学者。项目组历经4年（1998—2002），完成《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4 部，涉及陕西关中东部及山西西南部的灌溉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共计六个县份。这套资料集已由中华书局于2003 年先后出版。

在我看来，这套资料集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称道，一是较好的切入点和问题意识。该书总序称这一研究的目标“是由县以下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切入，并将之放在一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考察，了解广大村民的用水观念、分配和共用水资源的群体行为、村社水利组织和民间公益事业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华北基层社会史”（总序第1 页）。这一定位与时下国内社会史学界正在进行的水利社会史研究意图颇契合，具有借鉴价值。二是比较娴熟地运用了民俗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观察细微，调查全面。尤其在《不灌而治》一书中，还增加了田野调查报告，保存了珍贵的口述文本，便于解读看似孤立的民间历史文献，具有示范性和方法论意义。三是抢救和整理了大量未公开的民间水利碑刻和文献资料，扭转了学界一般所认为的华北地区缺乏水利资料，水利系统不够发达的“偏见”。

这一特点也同样得到了以研究中国水利史见长的日本学界的高度重视。据笔者了解，研究中国水利史已有多年，成就斐然的日本学者森田明教授、好并隆司教授，最近已利用该资料集撰写论文数篇，并积极地向日本学术界译介这一最新成果。众所周知，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展开，以研究中国农业史著称的天野元之助的系列著作中就大量涉及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中国水利社会史的有关内容。而天野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其本人亲身参与的华北满铁调查基础上。与天野类似，其他一些满铁调查员也以此为基础，通过探讨水利组织及其特性、水利组织与国家权力、村社组织的关系等，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水利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学说的影响，当时的讨论基本上围绕亚洲社会“停滞论”展开，其研究也有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色彩。战后日本学界对此进行了反思，抛弃了停滞论，转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性及其变革的因素。到20 世纪60 年代，围绕华北水利共同体是否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著名的论战，参与论战者多为具有满铁调查经历的中国问题专家。这一讨论前后长达十余年，研究者摆出各自所掌握的证据证实或证伪水利共同体的存在。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日本学者在努力摆脱魏氏学说影响后进行的学术努力，尽管论战结果未分胜负，却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一个高峰并且深刻体现出日本学者的研究特色。时至今日，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从总体上并未超越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观点，首先，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是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魏氏学说影响较深。魏特夫治水理论则是在马克思有关东方社会的论述中引申并发展起来的。其二，日本学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水利共同体的讨论，也是受到欧洲史学思潮的影响，因为共同体的提法最早始自德国的社会历史学家滕尼斯。明治前后日本的农村社会因与中世纪欧洲的农村具有相似的特点，因而在本国社会研究中，日本学者也使用并推广了共同体理论，形成了村落共同体的学说。后来，日本学者在对中国村落社会的研究中，也习惯性地使用了村落共同体理论来进行分析和求证，并在中国水利史研究中也试图运用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再结合时下森田明、好并隆司等人对前揭成果的重视和译介，不难发现：日本学者与法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水利史时具有不同的学术路径。水利社会史并非源自日本的中国水利史学界，也并非魏特夫的治水学说，应当另有渊源。

二

那么，由法国学者蓝克利倡导和组织的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究竟遵循的是何种研究路径，其学术渊源到底在哪里？在此，我们依旧采取逆向追踪的办法来探讨这一问题。

先从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发起“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这一项目的缘由说起。事实上，蓝克利在进行该研究之前已对中国水利史有过极精到的研究。如台湾著名环境史专家刘翠溶教授在谈及外国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时，最津津乐道的便是1993 年由她和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生态环境史学术讨论会，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早举办的以中国生态环境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影响甚巨。在参会的十余位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外国学者中，法国学者蓝克利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均在其列，二位学者后来均参与了“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研究项目。著名环境史学者伊懋可盛赞“魏丕信教授是研究中国帝制后期官僚及其在经济与福利方面之角色的权威。蓝克利博士是一位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专精于研究宋代的淮河水利”。在这次会议上，蓝克利发表了《黄淮水系新论与1128 年的水患》（From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Huai： New Representations of A River Network and the Hydraulic Crisis of 1128），魏丕信发表了《清流对浊流：帝制后期陕西省的郑白渠灌溉系统》（Clear Waters versus Muddy Waters：The Zheng-Bai Irrigation System of Shanxi Province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尽管蓝文研究的是宋代的黄河水患，魏文探讨的是清代的关中水利，但二人的研究视角、行文风格和最后落脚点却如出一辙，气势非凡。研究中，二人均未单纯就水言水，而是将水利及环境问题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量。如蓝克利在结论中明确提出“我自己的意图在于指出政治史和财政史是怎样完全得以确定可以影响环境的选择”；魏丕信则针对帝制后期陕西历届官员试图恢复郑白渠灌溉系统的努力屡屡失败的现象，敏锐地指出“那是因为几世纪以来（官员们）尝试驾驭不再能够‘自然地’为农业服务的资源，已使环境、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全面结合在郑白渠的等式中失去了平衡”。这种整体史的视角，紧密结合时间与空间尺度，将人的思想与行为置放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问题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的学术风格，明显具有年鉴学派的影子。可谓蓝克利和魏丕信等法国学者水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路径。

顺着这一路径再往上追溯，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对区域专题包括水利问题的研究其实是法国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传统。众所周知，法国人文地理学在近代地理学肇兴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国地理学主要是按照维达尔·德·拉·布拉什（P.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18）一个人的思想发展下来的。作为法国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先驱者，维达尔著有《人文地理学原理》（1922）一书。在该书中，他针对18世纪以来地理学界流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些条件的适应，则由于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这发展成为他的“或然论”观点，在研究人地关系上形成了维达尔学派。不仅如此，在研究地理学的三十多年中，他还坚持地理学研究应该集中在个别区域上的观点：“这些区域要小和容易进得去到这样的程度：人们能够在野外、群众中间和档案馆的书架旁进行彻底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

对地球上的土地和居民归纳出准确有据的概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鼓励并督促学生撰写了一批区域专题论文，从而使小区域研究成为法国地理学的一大特色。其中，让·布吕纳以其在西班牙旅行考察的经历，完成《水利灌溉：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的地理条件、方式和组织》一文，并于1902年发表。该文与1902年德·马东男关于瓦拉奇亚的研究，1905年阿·德芒戎关于皮卡迪的研究及1906年拉乌尔·布朗夏尔关于佛兰德的研究成为维达尔区域地理学思想的第一批研究成果。

此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涌现出许多学术性区域专论，其中很多涉及水利问题：如D. 福歇的《罗纳河中游的平原和盆地》（1927），德方丹的《加龙河中游各地的居民及其劳动状况》（1932），罗歇·迪翁的《卢瓦尔河流域》（1933），皮埃尔·乔治的《罗纳河下游区域》（1938），等等。在此，我们仅以罗歇·迪翁的《卢瓦尔河流域》为例来说明法国人文地理学的这一传统。该书共三册，第一册研究卢瓦尔河谷的自然特征—面积、气候、地形和河流，特别是河流平原和水文变化的特殊性质；第二册研究人类改造河流平原及其与变化无常的洪水作斗争的历史，因而对从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中建设的控制河水的堤坝作了重点介绍；第三册通过古代农村传统、19世纪的农业革命和今天的农业类型，特别是葡萄在经济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证明，来研究河谷地区的农村生活和组织。这一风格显然与蓝克利和魏丕信二人的研究具有很多相似特征，反映了一种学术传承和辐

射关系。可见，作为区域专题的水利问题，自布吕纳开始就有极高的学术起点，并有着丰富的学术积淀，形成了成熟的研究风格。这一风格对后来从事汉学和中国史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法国的年鉴学派与该国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原本就有极深的渊源。法国史学界非常善于从本国地理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受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地理学的影响。熟悉年鉴派史学的人都知道，年鉴学派的三代人物及其著作中，自始至终均贯穿着区域研究的特点。吕西安·费弗尔多次倡导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结合。1922年，应法国新史学的先驱贝尔之邀，他撰写出版了《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该书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桥梁。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一书中，则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的自然环境。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提道：“年鉴学派从其他学科受益良多—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指地理学。”他承认法国的地理学对“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过很大影响”。由此可见，法国历史学者蓝克利和魏丕信所从事的中国区域水利史研究，乃是法国人文地理学传统和年鉴派史学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水利社会史的学术源流理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其研究路径则滥觞于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让·布吕纳对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水利灌溉问题的研究。

…………

后 记

这是一本研究“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之作，也是一本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同仁的合作之作。

21世纪初开始，我们即关注人口、资源、环境史的研究，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历史时期山西的水资源问题，这是因为“山西之短在于水”。我们又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山西水资源问题，也就是力图避免过去那种“就水而水”，以水利技术和工程为主的研究框架，建立“以水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勾连环境、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资源要素及其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等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的“整体的历史”。为此，中心师生围绕“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也有几本相关的论著出版，我们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的水利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多项资助。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水利社会史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史派生出来的一个新学科。这样一种可喜的现象实在是出乎最初的预料。

这本《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围绕历史时期山西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展开，内容涉及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河域泉域、湖泊存废、分水争水、水权水案、水利水灾、礼治制度、家族祭祀等多方面，意在建立“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的基本研究框架。以为书名，或许是符合诸位作者意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