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力

1961 生于中国广西柳州

1988 毕业于中国北京中央戏剧学院

现居北京，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台美术师

个展

1995 "衣钵"装置作品展，国际艺苑美术馆，中国北京

1994 "椅子与风景"，明十三陵，中国北京

联展

2003 第5届圣保罗国际建筑与设计双年展，巴西圣保罗

2002 平遥国际摄影节，中国平遥

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广东美术馆，中国广州

2002上海双年展，上海美术馆，中国上海

2001 第1届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中国美术馆，中国北京

第4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何香凝美术馆，中国深圳

"十字路口：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方案展"，成都现代艺术馆，中国成都

1999 布拉格国际舞台美术展，捷克布拉格

曾力—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家

在过去的5年中，那些定期参观中国当代艺术群展的人，经常会注意到一组组北京公寓正面的大副彩色照片，同环绕在它周围的繁华丰盛、抓人眼球的绘画、装置和录像作品相比，这组充满细节的照片总是可以因为它的朴实无华以及对人们所熟识的日常主题的事物的呈现，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而“曾力”这个名字会让有些参观者联想到那个同名的北京著名舞美设计师，后者为人民艺术剧院所做的新颖的舞台设计以及和张艺谋的合作都让他获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而我也是最近才惊讶地得知，那个舞美设计师和这个摄影师原来是同一个人！当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曾力时，我又惊讶地发现我在展览上所看到的那些照片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在过去的10年中，曾力已经制作了数不清的成千上万张照片，它们分别记录了：北京受到动迁威胁的胡同、过去5年中在不断变化中的住宅、中国城市中心的重建，以及中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工业体系的痕迹。

这些照片为北京及其它城市的日常城市构造的变迁提供了一个详尽细致的记录，那些胡同、标准化的公寓建筑（公房）以及早期熙熙攘攘的的工厂都已经让位于高楼大厦和琳琅满目的大商场。当曾力告诉我他拍摄这些影像的经历时，他说他被一种紧迫的需要附身了，他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去创造一个持久的视觉记录，记录这个正在迅速消失的城市面貌和外部环境，在这里，我瞥见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热情，一种我从未期望过会在像他这样背景的人身上发现的热情。

出生于1961年，曾力在中国南部的广西省柳州市长大，给他留下最深记忆的是附近的高山和那个地域所驻扎的工厂。他家住在市郊的一家化工厂所属的职工住宅区内。曾力在柳州一直念完高中，然后离开，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86年毕业后，他主要工作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中国最受赞誉的舞台和服装设计师之一。1997年他因为担任张艺谋导演的《图兰多》（佛罗伦萨，随后在北京）的舞美设计而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望，2001年，他再次同这位著名的电影导演合作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舞剧版本。因为中国的艺术团体相对还是比较封闭，他也参与了与他同时代的重要艺术家和建筑师组织的一些项目。例如，蔡国强在2004年组织的不同寻常的“金门碉堡艺术馆——18个个展”，曾力参展的作品叫“武戏”，由20个人在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前的舞台上表演京剧，它混合了中国传统京剧曲目中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著名的战斗场景。

曾力舞美设计的视觉丰富性与他照片的朴素内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艺术家完全不同的个性的另一面。他回忆起，大概在1997年，他意识到照片可以被用来快速地记录这个戏剧般的变化——现代化进程正在扫荡着北京近郊。那时，他在离北京市中心偏西北角的方向有一个工作室，经常坐公共汽车或骑车到昌平，在那里，明十三陵就位于天寿山下一个三面环山向南开口的小盆地内，他去的地方，是明朝1409年至1644年，明朝16个皇帝中13个被埋葬的地方，这极大地激起了他的历史好奇心，他回忆起那时说，其中只有一个陵墓被修复，其他剩下的大部分都已经埋在废墟里。当北京市政府宣布，将修复所有陵墓，将这个地方发展成一个国际旅游景点的计划时，曾力觉得他应该在它被革新“破坏”之前拍下这个地方。他买了一个专业的相机在这个地方拍下了他最初的一批照片。之后他就持续这样做下去，总是设法抢先一步于任何为明十三陵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修建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发都是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所预期的大量人流。

从他的工作室到昌平来回的这段日子里，曾力说，他无法不让自己去注意到北京老城区加速消失的步伐。系统拍摄北京老城区的这个想法逐渐在他脑海里形成。这种愿望在2001年变的更加强烈了，当人们疯狂地庆祝北京被选为2008年奥运会所在地时，曾力意识到，老城很多有历史意义的破败的地区将会被市政府推倒，以努力赶在大量涌入的游客和世界媒体之前让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当然，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已经经历了一场持续的在城市保护和城市改革的压力之间的斗争。1949年，北京旧城区四个中心区都布满了一种样式的建筑，大部分四合院住宅都坐落在密集的狭窄的胡同里。伴随北京的人口增长，一些胡同已经被拆卸改建成新的六层楼高的多层建筑。一直到80年代末期，政府对北京如潮水般涌入的人口增长采取的对策是在城市的外围建造新的标准化的居住小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因为建筑保护只是被市政府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这种做法并没有保护胡同，持续性地物理性的破坏已经达到一个危险的地步。到80年代末，胡同只剩下一个衰败的不健康的口碑，不断被政府官员描述成影响首都市容的地区。1990年，北京市政府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动迁计划，拆除旧房约820万平方米，动迁居民达40万户。

当然，胡同的状况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城市政府官员认为它们是令人难堪的一个早期的几乎是封建时代的遗物，完全不适合作为现代中国首都心脏的形象，他们把四合院仅仅当作是一些快要倒塌了的墙、腐蚀了的柱子、漏水的屋顶、陷于瘫痪的下水管道系统、原始的厕所设施、安装不合适的暖气和通风设备，而且还缺少阳光。加上这些四合院住宅令人绝望的拥挤，有时候一家三口住在同一个单间里，这些情况都让很多政府规划人员对此作出结论，认为胡同是一个应该被拆除的耻辱。

而对胡同里的居民来说，这些明显的不便利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住在这些地方所产生的邻里之间亲密而生动的生活方式所弥补。也得感谢这些最早是为了用来抵制北京恶名卓著的沙尘暴而设计的狭窄的弄堂，使得胡同只能便于步行而不欢迎汽车。居住的不同寻常的拥挤带来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持续流动着的街道生活。当生活条件变的十分困难的时候，几乎出现了一些贫民区的时候，胡同的社会结构还是十分显著地稳定，大部分居民都有工作，而且公共设施也十分便捷友好，最关键的是，几代人都住在同一个胡同里的家庭，不可避免地会和邻居的家庭之间会发展出一个十分紧密的有些特殊的关系网络。正是这种在另一种标准化的公寓式居住方式中绝对不可能被再现的，尤其亲密的人脉关系，给胡同生活提供了最真实的吸引力。

90年代北京所宣扬的“住房重建”的口号正是为了提高胡同居民的生活质量。因为这是由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所支配的北京城市重建的工程，无论如何，重建对那些很大程度上不能承受修复工程之后的市场标准化租金的原胡同居民来说，就意味着永久性的迁移。曾力经常会收到从胡同的居民或古建筑保护单位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推土机已经决定下一步推倒哪一块地方，然后他就会飞快地带上他那硕大的相机奔赴那里。他的一些照片展示了爆破的过程。他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大部分的胡同居民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因为他们意识到像他们自己的房子一样的建筑将会在整个北京迅速地消失。而另一些人，曾力回忆说，他们会停下来然后很怀疑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东西。”

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涌现了一批追踪北京胡同拆迁的摄影师。有别于他们，作为少数人之一，曾力将他的工作范围从胡同拓展出去，包括了更大范围内自60年代之后北京首都住宅建筑的变化。他开始系统地拍摄了表现不同风格的一代接一代的民用建筑。它们包括了：60年代至70年代间最典型的标准化六层无电梯公房，那是一个国家对房屋供给资源匮乏的年代；80年代12层楼的小高层建筑随着政府让市场主导房地产业的决策而出现的；而在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豪华奢侈的高层建筑开始占据了北京的天际线。

曾力所采取的方式和他所做的，显然并不是为了突出那些建筑学意义上的具有重要性或创新性的建筑，而是为了给各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住房构造存档。他的摄影作品，经常使用一种十分直接的视角，有意地避开那些不同寻常的拍摄角度或戏剧性的构图方式，这使得最初的时候他的作品并没能引起那些北京艺术家们的极大热情，那些艺术家们在90年代中期之后就将更多的热情投注在理论化或概念化的摄影手法中。曾力反而发现，最欣赏他的观众却是在中国建筑师当中，那些人很快地意识到，曾力的摄影无情地照亮了那些已经被极大地失去了严肃关注的中国日常生活形态。曾力对那数以百万人生活在其中的无声无息普遍存在的建筑物的视觉揭示，也可以被看作是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一场猛烈的重新书写。

另一方面，曾力对北京的建筑环境的迷恋也可以在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关于工厂烟囱的作品中被发现。曾力把这些烟囱看作50年代至60年代间，为了尽快尽可能地实现工业化自负的目标而引发的中国发展动力的强制性符号，这个目标加速了全国范围内或大或小的工厂的建立，甚至在北京，这个中国的首都。一些以前的工厂的烟囱到现在还在使用，但大部分只是被当作是工厂曾经所在地的标志，作为提醒人们，中国历史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纪念碑。

就像那些曾经星罗棋布遍布北京的小工厂现在都已经消失了那样，那些曾经在同一时间里出现的庞大的钢铁厂现在都已经被关掉或被重置到对环境敏感度底的地区。曾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是那些在首刚钢铁厂的基地上拍摄的，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领头位置的首刚钢铁厂建立于1919年，在北京西郊，离开天安门广场只有18公里，在1949年之后迅速地发展成中国最大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拥有职工超过10万人。最近，首刚的生产对北京造成的巨大的环境污染报响了警钟，结果是，政府决定，这个厂的钢铁生产到2010年底将全部搬至河北省。甚至有消息传来最近官方决定将首刚那个巨大的200万平方米的工厂改建成一个像798工厂那样的艺术区。

对曾力来说，正是由于深信这样的工业实体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视觉部分，才让他决定到中国的西南部贵州省去拍摄那个著名的占用农耕地的水城钢铁厂。在1949年前，这个山区事实上没有任何工业，除了它的自然资源之外，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省份之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战略上的决定，深入内地，建设新的工业化厂房，中央政府出资建设煤矿、化工厂、冶金厂，同时还包括一条连接贵州到它邻近省份的铁路。到1960年，首家地方钢铁厂在贵州省省会贵阳开张了。水城钢铁厂是最能代表中国雄心的钢铁厂，完全依赖本国资源自己建造，没有任何形式的外来援助。

水城工厂到今天还在运行，但考虑环境污染的因素它已经不再生产钢铁了。曾力说他能够获准在那里拍摄照片要感谢北京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们。他将他拍摄中国历史上的工厂的极度渴望告诉了他们，他们为他给管辖部门写信。曾力自嘲地说，纵然这些编辑都知道他会继续他的普通的毫无戏剧性的拍摄风格，他们也还是暗自希望他能够偶尔意外地拍摄一些漂亮的照片好给他们出版社用。

工业区内人口锐减的富有表现力的照片、被废气的厂房，关闭的鼓风炉，这些都暗示了曾力对中国在半个世纪里崛起为工业化超级强国的史诗般的神话的迷恋。他将他的迷恋与导演王兵分享，王兵的代表作是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2003），揭示了辽宁东北沈阳的大工业时代在今天留下的遗迹。值得重视的是，这两个摄影师和导演所描绘并提供的这种历史过程的本土化案例，所揭示的问题却并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源于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体系的下滑使它被迫去适应一个高科技时代、以电脑为主导的生产和全球化市场。例如，同样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在这些地方看到：美国东北部衰败的老工业城市“铁锈地带(RustBelt)”，在俄国，那里曾经强有力的苏维埃钢铁业几乎完全幻灭；而德国的鲁尔谷（the Ruhr Valley）也曾经是欧洲钢铁生产的中心。

如此看来，曾力的摄影作品，看起来十分接近贝歇夫妇的精神（伯得•贝歇和希拉•贝歇，Bernd & Hilla Becher）。从50年代晚期之后，这对德国夫妇已经创造了大量十分可观的视觉记录，记录关于正在消失中的欧洲前工业文化的遗迹。在他们准确的、客观的，刻意 “非艺术化”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让人称叹的鼓风炉、冷却塔、石灰窑、煤矿通道、谷物升降机和工人们的房子，包括了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间大量的社会活动。贝歇夫妇的照片风格也很接近于为曾力所熟知的德国早期的“新即物主义（New Objectivity）”人像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风格。他的照片，与他们一样，致力于提醒人们，这个被数不清的成千上万的人所居住着的社会和世界是可以多么快地消散，一个新经济和技术时代的突然到来会让它消失。

回过头去看他过去所拍摄的照片，曾力承认他个人作品的观念在稳步地拓展。从明朝十三陵古墓的历史性构造开始，他将他的视野扩大到包含了中国城市的日常建筑，又到中国历史上的工厂。现在，他说，他打算带着他的相机到农村去，去收集一些视觉记录，关于21世纪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强劲浪潮对中国传统农业领域的冲击所发生的重大改变。可以预知的是，这些曾力正在平静而耐心地创造着的照片，也将会在中国改革的无与伦比的的历史全景中获得一席之地。

---- 克里斯多佛•菲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