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刚，1976年生，山东青岛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馆员，《历史地理》辑刊编辑。

曾参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1911年基础数据采集和底图编绘工作，参加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华大典·历史地理典》的编纂工作，与邹逸麟先生编有《晋书地理志汇释》，协助吴煜先生编有《莎斋日课》吴小如先生临帖十种等。

序 言

一

《晋书・地理志》是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之一，是研究晋代地理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料。《晋书》共一百三十卷，是一部唐初史臣根据留存的晋代史书、官方档案文书、私家文献等编纂而成的史书，记载了西晋和东晋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兼叙了割据政权“十六国”的历史。《晋书》有十个志共二十卷，分别为“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和“刑法志”。“地理志”有两卷，主要记载了西晋太康初年全国的政区建置沿革情况，并保存了州、郡国、县三级政区各自的户口数字等资料。

《晋书・地理志》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叙，主要叙述了先秦、秦汉、三国及西晋的政区演变简况，此外还对“五服制”和“分封制”等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社会组织制度进行了简要叙述，并对先秦的邦国及秦汉以来的建置沿革与疆城拓展、郡国与户口的演变进行简叙。第二部分大约以太康初年为断限，记载了十九个州及其所辖一百七十一个郡国、一千二百多个县的建置沿革情况。每个州的内容又分为三部分，开头部分是每个州从“禹贡”到晋初的沿革，中间部分是每个郡国及所辖县级政区的名称，兼有记载部分山川、名胜、古迹、物产、地名来源、统县数字及户口数等。除交州外，最后一部分则非常简略地概述晋惠帝之后及东晋十六国的州及郡国的沿革情况。

《晋书・地理志》的史料来源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它与两晋时期的各种地理类书，以及与在它成书之前的《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的关系都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唐初二十位左右史臣用三年的时间编成了《晋书》，一般认为，唐修《晋书》主要是在臧荣绪《晋书》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又参考前人所修的其他《晋书》及各类档案文书、晋代文集等，但是《晋书・地理志》的编纂者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地理志》二卷，钞撮《宋书》而未精密”。就西晋部分而言，应该是有比较准确的西晋官方档案文书或利用过这些官方文献编纂而成的史书作为编纂依据的。

《晋书・地理志》的不足比较明显，对于太康初年以后尤其是东晋十六国的疆域政区没有详细的记载。胡阿祥先生认为“《晋书・地理志》有两大类错。一是志文往往与纪传不合，如钱大昕称：‘即一部《晋书》论之，纪传之文，无有与志相应者；以矛刺盾，当不待鸣鼓之攻矣。二是往往误刘宋制度以为东晋制度。最明显的例子是侨置州郡的名称”。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书成于众手，没有认真订正核对，也有可能是因为纂修者中有非精通地理沿革的人。另外，唐太宗下诏纂修《晋书》，与其政治思想和唐初的形势有密切关系。他亲自撰写司马懿、司马炎、陆机和王羲之四人记传的史论，直接参与史书的编基，总结西晋兴衰灭亡的教训，书中也体现了唐人对晋史和近代地理空间的构建与认识。

二

对《晋书・地理志》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探讨两晋地理类史料的辑佚或者是“重新发掘”，第二类是对《晋书・地理志》文本本身的研究，第三类是探讨两晋历史或历史地理研究中发现的《晋书・地理志》中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选取与《晋书・地理志》及本书整理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说明。

《晋志》的纂修是在《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南齐书・州郡志》《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后，所以它应该是有对之前编纂的史籍的吸收，但也有采用新资料或提出新观点，如关于秦郡的数量，辛德勇先生《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即引《晋志》作为一说。

晋代修纂的各类地理志书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手史料，为历代研究《晋志》的学者所重视。蒋骐在《王隐〈晋书地道记〉研究》一文中提道：“晋武帝时期官修地理总志有《泰始郡国图》、《太康三年地记》、《太康地道记》、《太康土地记》、《太康郡国志》和《太康州郡县名》六部；晋惠帝时期有《元康三年地记》、《元康地道记》及《永宁地志》三部，另有东晋全国总志《晋地记》一部。”私人修纂地理总志又有“如摯虞《畿服经》、皇甫谧《郡国记》、乐资《九州志》、荀绰《九州记》、黄恭《十四州记》及伏滔《地记》”。南朝时期的专门的地志还有《永初郡国志》等。这些书后来都散佚了。清代黄奭《汉学堂丛书》与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分别辑录“唐以来的类书和古书注中的遗文”汇编成书，清代王谟编的《汉唐地理书钞》则是将散见在这些古书中的晋代地理类书辑在一起，这些史料对《晋志》的研究都是补充。

过去对两晋时期其他史料中保存的地理部分内容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并不多，大都是利用其中具体的信息。近年，孔祥军对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所存《太康地志》进行辑考，注意发掘“魏末晋初地名与政区”的新史料，考证出其政区断限。另外，东晋郭璞注的《山海经》也有一些“东晋地名与政区”的资料，也需要在研究中引起重视。

再比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对古代巴蜀及西南地区的地理记叙很详细。北魏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有很多汉代到魏晋的地理变迁资料，尤其是北魏对之前的追述，对古城的定点、水道的变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再如清汤球辑的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辑补》，可以补《晋书》中的一些不足。

唐代除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这些地理总志保存一些唐人对晋代地理的追述以外，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李善对《文选》的注等，也都有丰富的晋代地理内容，值得利用。

自《晋书》编纂完成后，对《晋书》本身的研究就开始了，如唐代何超著的《晋书音义》，对《地理志》中地名的音和义有注释，地名学研究价值很大。唐代杜佑《通典》的《州郡典》十六卷、宋郑樵的《通志》等都有地理部分内容，对《晋志》都有补充和订正。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元代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及《通鉴释文辩误》，也有对两晋地名及政区制度的考辨和注释。吴士鉴的《晋书斠注》对这部分内容利用很少，故本书做了汇集。

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的研究很多，有的重视考订《晋志》所载地名的今地所在，有的是核对《地理志》部分与其他史书或《晋书》其他部分的异同，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程廷祚《晋书地理志证今》、孙人龙《晋书考证》、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劳格《晋书校勘记》、李慈铭《晋书札记》、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傅云龙《殿本晋书校正》、王仁俊辑《晋书佚文》，等等。

钱大昕对《晋书地理志》的研究贡献最大，《廿二史考异》《诸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余录》等书对《晋志》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是研究水平最高的。其次是洪亮吉、毕沅、方恺等人对《晋志》的专门研究，可以说在传统时代能认识到的一些问题基本都被发现出来了。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对清人补晋书表志有段评估：“地理方面，其校注《地理志》者有毕、方两家。毕沅又曾辑《晋书地道记》、《晋太康三年地记》、阚骃《十三州志》，大抵《晋书・地理志》郡县依《太康地记》，亦有所改动，户口则依元康户籍，期间自相矛盾，乖失之处甚多。惠帝以后特别是东晋时的更改只是寥寥数语。毕、方二书，体例考证均不相同，无妨并存。大抵毕书较略，方较详。又有吴翊寅补注，宜胜毕书。但如方所较，几乎处处有问题，恐亦求之过深。《地志》所采只以某年为断，不能说凡是见于西晋的县都应列举，或都详加说明，盖唐时已不可能都这样做。《晋志》之病在于既以太康三年为断，却又不能严格遵守，自乱其例。洪氏两《疆域志》是一种创作，特别是《十六国疆域志》，至不易为。如赫连氏的以州统城，即是洪氏所发现。”当然，对毕沅、方恺、吴翊寅、洪亮吉的补志的价值与不足进行了精确的判断，对本书的汇编很有帮助。另外，清代的一些重要地理类书，对于两晋的地理都有考辨与定点，比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與纪要》、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等，都是晋代政区今地定点的重要参考书。本书汇集的历代研究中清人的研究基本在这个范围内。

民国学者研究涉及《晋志》的主要有这样几位，一位是汪兆镛《稿本晋会要》地理部分，但是胡阿祥认为《晋会要》几乎全部承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另外影响最大，资料最丰富的是吴士鉴的《晋书斠注》。它汇总前人研究《晋书》的资料，乾嘉时期的研究成果收集极多，曾有学者统计共引用书籍达300多部，《地理志》部分的研究收录比较齐备，亦有吴士鉴本人的一些观点。缺点是该书对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利用不够，所用底本也不佳。《晋书斠注》是本汇释的重要资料之一。马与龙《晋书地理志注》是专门注释《地理志》的，也是本书收录的重要资料。

1949年之后，除了一些论文涉及两晋政区地理的考证复原以外，有几项关于晋代地理的重要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一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的校勘记，《地理志》“中华校”部分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予以全部录入。二是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绘制了有关西晋、东晋和十六国的几十幅地图，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工具书，也是本书的重要参考基础，其定点均一一核对。近二十年来，胡阿祥先生《六朝疆域与政区》、《宋书州郡志汇释》、《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和《中国行政区别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是魏晋政区地理研究的最新最重要成果。孔样军先生《晋书地理志校注》《汉唐地理志考校》《三国政区地理研究》是专门研究《晋书・地理志》的重要成果。

考古资料是今天必须广泛收集和利用的。一方面要重视重要的魏晋城址的发据及定点信息，另一方面，要利用存世或出土的两晋碑石墓志资料等，第三是还要重视利用近年出土的吴简、晋简牍等文字资料。对今地定点，本书参考核对了已出版的各省《中国文物地图集》，民政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以及魏嵩山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两种历史地名辞典。

三

在《晋书・地理志》汇释工作中，发现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研究方向也很值得深入探讨。比如《晋书・地理志》有数处注有公国、公国相等备注信息，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照抄《续汉书・郡国志》郡国下所写小注，也有人觉得应该有史料依据。这方面有一些讨论，但还没有准确的结论。

《晋书・地理志》郡国资料和《职官志》《纪》《传》中记载的西晋分封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顾江龙先生在《〈太康地记〉考——兼论王隐〈晋书・地理道记〉和〈元康地记〉》（《文史》2018年第4辑）的最新研究，就涉及这方面，其中专门考证了《晋书·地理志》中北海郡和东莞郡的置废问题，讲道：“一、西晋咸宁三年调整王国，废除北海国，并入齐国，又废东莞国，并入琅琊国；太康四年初，复立北海国，废济南郡，并入齐国；太康十年，复立东莞郡。二、《魏书・地形志》所载西晋政区依据王隐《晋书・地道记》，因后者以太康三年断代，所以《魏志》对原先北海、东莞所辖各县的记载最为准确。研究西晋郡县沿革当充分利用王隐《地道记》和《魏志》。三、《太康地记》并非撰于太康三年，作者当是东晋后人。《太康地记》列北海、东莞二郡，又将扶风国称作太康十年才建立的‘秦国’，种种迹象表明它仅以太康三年到十年的区间模糊断限。”这算是对唐修《晋书・地理志》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

再者，《晋书・地理志》还有户口资料，这些资料和税收、封国等有什么关系，今也未见深入研究。

从传统的研究方法来看，要想将来在《晋志》研究中有所推进，还需要依靠考古和新史料的发现来推动，比如新发现的简牍这类一手的档案资料。2003年在湖南郴州苏仙桥工地十号古井中，发现600余枚晋简，初步推断是西晋桂阳郡郡府档案。根据《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岳麓书社2009年版）披露的简牍内容，可以复原出的桂阳郡属县与《晋书・地理志》记载一致，郴县（1－22）、便县（1－1）、晋宁（1－2）、南平（1－4）、临武（1ー9）、耒阳（2－350）。比如其中在交通路线上提到了湘东郡利阳县（1－27），这个在《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晋图幅无考的县或许可以推算出大概位置。可以推测，《晋书·地理志》所使用的资料应该有一定的官方档案依据。另一方面，要把《晋志》放在它和《晋书》其他部分的比较中来寻找突破，也要把它放在魏晋以来的地理书、历史书的大背景下来综合研究，或许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寻找出政区地理演变的规律，进一步推动魏晋史的研究。

四

本书的主要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是丛刊前言、序言和例言。对“历代地理志汇释”丛刊的研究计划进行介绍，对《晋书・地理志》的文本情况、历代研究概况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对本书的体例、所用底本等进行说明。

第二部分是本书的主体，按照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地理志》文本的顺序，对其进行汇释。考虑到研究的重要性和全面性，首先全文录入的是《晋书・地理志》“中华校”部分，其次是全文录入吴士鉴《晋书注》的《地理志》部分。第三是“集释”，即把除吴士鉴外的其他历代研究者对相关内容的考证、史实考辨、考古资料等研究成果接照成书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对于相关史料引述中重复部分进行删节。这其中先把宋本《晋书》和百衲本《晋书》的地理志部分与中华书局点校本《晋志》的异文录出；其次全文录入何超《晋书音义》、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及《通鉴释文辩误》等；再次把清代的顾炎武、顾祖禹、钱大昕、全祖望、毕沅、方恺、马与龙等人的研究成果录入。“集释”晋书地理志汇释的最后部分还录入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两晋图幅的商榷文字。

第三部分是“编者按”，主要是利用相关考古报告、出土简牍碑刻以及《中国文物地图集》、历史地名辞典等资料对两晋一千二百多个县及县级以上政区的治所进行核查分析定点，今地统一为2015年政区。另外也对汇释中部分内容进行少量的讨论。

第四部分为参考资料和按照笔画、音序排序整理的索引表，便于读者比较方便地使用本书。

1934年《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提到了几项关于地理沿革本身的工作计划，其中第四项就是“完成清人未竟之业，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晋志》《魏志》《两唐志》最为芜乱难读”。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先生主持启动“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谭先生去世后，由邹逸麟先生、周振鹤先生继续主持，陆续出版了《汉书地理志汇释》《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宋书州郡志汇释》《两唐书地理志汇释》《宋史地理志汇释》《辽史地理志汇释》六部。截至2012年，本书经过十年的编纂校改，汇集了学术界关于《晋书・地理志》的各类研究成果、考古资料等，希望能为读《晋书》者提供帮助。虽然我们尽力为之，但肯定还有不足甚至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将来再做修订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