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别号左庵。仪征人，居扬州。少通儒学。19岁参加南京府试，中第13名经魁。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参加会试落第，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接受革命思想，赞成光复，改名光汉。从此，从事革命完全活动多年，发表许多有影响的文章、论著及学术著作。三十一年秋，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次年转入同盟会。后与章太炎等因思想分歧而反目，并投靠清廷两江总督端方。民国初年，为袁世凯效力，任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上大夫，曾参与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复辟帝制鼓吹。洪宪帝制破产后，流落天津，贫病交加。民国6年，受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汉魏六朝文学，编写《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受到学术界好评。还与北京大学创办《国故月刊》，任主编，以“保存国故”与宣传新文学的《新青年》相抗衡。民国8年病逝北京。

刘师培对经学、小学及汉魏诗文皆有精深研究，尤擅骈文。并受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影响，提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新观点。主张以字音推求字义，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通过古文字的结构探究中国“人群进化”之轨迹。又提倡文字改革和使用白话文。一生著作甚丰，后人辑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有“著作等身”之誉。

作为专门从事古旧书刊收集、保护、整理和出版、流通的中国书店，在半个世纪漫长的经营历程中，收集和保护了大量的珍贵古籍文献资料，也收集保存了近十万片古书木版。这批古书木版有各种古籍一百六十余种图书，涵盖了经史子集各个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一个文化企业能收存如此数量的木版，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北京市属的单位中是唯一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对这批珍稀的古书木版进行发掘和整理，是中国书店出版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北京传统文化发掘的重要工程。为此，中国书店将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扶持和帮助下，陆续对所收藏的木版进行系统的整理，以《中国书店藏版古籍丛刊》的名义刊行，为学术研究、古籍文献整理做出积极的贡献，也为线装古籍的收藏提供一部珍惜的版本。

《中国书店藏版古籍丛刊》至今已出版51种，其中，《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宋黄州刊本是留存至今的唯一宋版《和陶诗》，极为珍贵。1922年张宗祥等曾集资翻刻流传下来的宋版《和陶诗》，其翻刻本虽有个别误刊失真处，但仍保留了宋刻原貌，其旧版被妥善保留至今，此次重新整理刊行。

刘师培所著《左盦集》，初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行数量有限，以至于原刻本今极罕见。民国十七年（1928），北京修绠堂书铺据初刻巾箱小本，用大版重刻八卷行世。修绠堂为民国初年北京隆福寺一家颇具盛名的古书铺，其东家实际上是著名藏书家陶湘。1958年修绠堂并入中国书店，其所刊《左盦集》旧版也被中国书店保留下来。此次《左盦集》经过整理、查配，重新刊行出版，再现了旧时修绠堂刊本的原貌。

本丛书还收录《沈刻元典章》、《清秋审条例》与缪荃孙所著《艺风堂诗存》《艺风堂藏书再续记》等珍贵典籍，为学术研究和线装古籍的收藏提供了珍稀的版本。

劉申叔先生遺書序

錢玄同

最近五十餘年以來，為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其中對于國故研究之新運動，進步最速，貢獻最多，影響于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鉅。此新運動當分爲兩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于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二期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爲精密，研究之結論更爲正確；以今玆方在進展之途中，且與本題無關，故不論。第一期之開始，值清政不綱，喪師蹙地，而標榜洛閩理學之偽儒，矜誇宋元槧刻之橫通，方且高踞學界，風靡一世，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於是好學深思之碩彥，慷慨倜儻之奇材，嫉政治之腐敗，痛學術之將淪，皆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以啓牖顓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運動中最爲卓特者，以余所論，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論著述發表之先後次之，為南海康君長素（有爲），平陽宋君平子（衡），瀏陽譚君壯飛（嗣同），新會梁君任公（啓超），閩侯嚴君幾道（復），杭縣夏君穗卿（曾佑），先師餘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孫君籀庼（詒讓），紹興蔡君孑民（元培），儀徵劉君申叔（光漢），海寧王君靜庵（國維），先師吳興崔公觶甫（適）。此十二人者，或窮究歷史社會之演變，或探索語言文字之本源，或論述前哲思想之異同，或闡演先秦道術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劇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獻之真贋，或抽繹商卜周彜之史值，或表彰節士義民之景行，或發抒經世致用之精義，或闡揚類族辨物之微旨，雖趨向有殊，持論多異，有壹志于學術之研究者，亦有懷抱經世之志願而兼從事于政治之活動者，然皆能發抒心得，故創獲極多。此黎明運動在當時之學術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廣博，波瀾壯闊，沾溉來學，實無窮極。

此黎明運動中之劉君，家傳樸學，奕世載德，蘊蓄既富，思力又銳，在上列十二人中，年齒最稚：甲申（一八八四）為康君作禮運注之年，劉君甫于是年誕生；癸卯（一九〇三）為章公下獄之年，劉君始作中國民約精義及攘書，時章公訄書之改本將出板矣（訄書作于戊戌，改于庚子，至民國四年乙卯而再改，更名曰檢論。）。故劉君最初發表其著述之時，對于康梁嚴夏章孫諸先生之作，皆嘗博觀而受其影響。劉君著述之時間，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國八年己未（一九〇三 — 一九一九）。因前後見解之不同，可別為二期：癸卯至戊申（一九〇三 — 一九一八）凡六年為前期，己酉至己未（一九〇九 — 一九一九）凡十一年為後期。嫴較言之，前期以實事求是為鵠，近于戴學，後期以竺信古義為鵠，近于惠學；又前期趨于革新，後期趨于循舊。

劉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余所能言且認爲最精要者有四事：一為論古今學術思想，二為論小學，三為論經學，四為校釋群書。下文就此四事分別述之。

在述劉君論古今學術思想之先，略說劉君之政治思想：

自庚子（一九〇〇）以後，愛國志士憤清廷之辱國，漢族之無權，而南明鉅儒黃黎洲先生觝排君主之論，王船山先生攘斥異族之文，蘊薶已二百餘年者，至是復活，愛國志士讀之，大受刺激，故顛復清廷以建立民國之運動，實為彼時最重要之時代思潮。劉君于癸卯年（一九〇三）至上海，適值此思潮澎湃洶湧之時，劉君亦即加入此運動，于是續黃氏明夷待訪錄而作中國民約精義，續王氏黃書而作攘書。甲辰（一九〇四）與蔡孑民林少泉（獬）諸君撰警鐘日報，乙巳（一九〇五）與鄧秋枚黃晦聞諸君撰國粹學報，雖論古之作，亦頻頻及此二義。丁未（一九〇七）憙鮑敬言先生之說，主張廢絕人治，與前此不同。此皆劉君前期之政治思想也。後期環境改變，倡君政復古之說，則與前期絕異矣。

劉君論古今學術思想之文，皆前期所作（後期之初自刻左盦集中間有論及者，皆係刪剫前期之文所成，而不逮原文之精詳，玆不復引。下文述小學及經學仿此。）。專著有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兩漢學術發微論，漢宋學術異同論，南北學派不同論，攘書，中國民約精義諸書（後二種雖為劉君發揮其政治思想而作，然攘書後五篇乃專論古代學術思想者，中國民約精義所引皆賢哲貴民思想之材料。），左盦外集卷八及卷九皆論學術思想之文，卷十七之近儒學案序目，顏氏學案序三篇，東原學案序，亦為論學術思想者，卷十八自王艮傳至戴望傳十六篇亦多與學術思想有關。劉君對于學術思想，最能綜貫群書，推十合一，故精義極多。昔先師章公評梁君任公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曰：“真能洞見社會之沿革，種性之蕃變者”，余於劉君諸作亦云然。上列諸作，自以周秦學術史序為最精；此文以外，則論古學原于宗教與由于實驗，論古學出于史官，論孔學之真相，論六藝皆官書而孔門編訂之為教科書，陳義並皆審諦。其推崇王陽明，王心齋及泰州學派諸傑，李卓吾，顏習齋及李恕谷，戴東原，章實齋，崔東壁，龔定盦，戴子高諸先生之學，尤爲卓識。

劉君于聲音訓詁，最能觀其會通。前期研究小學，揭櫫三義：一，就字音推求字義，其說出于黃扶孟，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阮伯元，黃春谷諸先生而益加恢廓。左盦外集卷六正名隅論一篇發揮此義最為詳盡，小學發微補及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中亦及此義，而外集卷七物名溯源及續補論前儒誤解物類之原因，駢詞無定字釋例諸篇及爾雅蟲名今釋一書，亦與此義有關。二，用中國文字證明社會學者所闡發古代社會之狀況，外集卷六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係及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兩篇皆發揮此義，小學發微補中亦有言及者。三，用古語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語。外集卷十七新方言序中發揮此義，曾作札記三十餘條，為先師章公采入其所篹新方言中（見章公自序）。此三義皆極精卓。以上為關于考古者。其關于應用者，劉君以爲宜簡省漢字點畫，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適用之舊訓（說見攘書正名篇及外集卷六中國文字流弊論），宜提倡白話文（說見論文雜記及外集卷六中國文字流弊論），宜改用拼音字，宜統一國語（說見讀書隨筆音韻反切近于字母一條），凡此數端，甚爲切要，近二十年來均次第着手進行，劉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見到，可謂先知先覺矣。至後期（在民國紀元以後）主張，則多與前期相反，亦楬三義：一，對於說文，主張墨守，毋稍違畔，外集卷十六答四川國學學校諸生問說文書中述説此義，與前期所見相反（前期所作之正名隅論序云：“以心得為主，雖或與舊說相戾，然勦說雷同之失庶幾免矣。”又他文中亦有駁說文之語。）。二，對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張于說文中尋求本字，外集卷七古本字考及卷十六答四川國學學校諸生問說文書中皆言此義，而反對前期音近義通之說，且目同音通用之字為“譌跡”。三，對於新增事物，主張于說文中取義訓相當之古字名之而反對添造新字新詞，外集卷十六答江炎書言之，此與前期主張亦相反。至于改用拼音字之說，則前期之末作論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時已表示反對矣；卷十七中國文字問題序中又申言之。

劉君于經學，世皆謂其尊信古文，因其家傳左氏之學已四世也（劉君之曾祖孟瞻先生，祖伯山先生，伯父恭甫先生，皆治左氏學。）。 此言固是，但劉君雖尊信古文之左氏，卻並不屏斥今文之公羊。其前期之著述中，如中國民約精義第一篇，攘書夷異篇，周末學術史序之社會學史序及哲理學史序，皆引公羊之說而發揮其微旨；左盦詩錄卷四之讀戴子高先生論語注一詩，對于戴書大加讚揚（戴先生專以公羊之義詮釋論語）可為劉君兼采公羊之證。劉君作群經大義相通論，謂“漢初經學，衹有齊學魯學之別耳。齊學詳于典章而魯學詳于故訓，齊學多屬于今文而魯學多屬于古文。後世學者拘執一經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義，其于古人治經之初法去之遠矣。”（序）又謂“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通儒之學也。”（公羊荀子相通考）其作經學教科書，謂“大約古今說經之書，每書皆有可取處，要在以己意為折衷耳。”（第一冊序例）由是觀之，劉君于經學，雖偏重古文，實亦左右采獲，不欲專己守殘也。即以左氏學而論，劉君前期所作之讀左劄記及司馬遷左傳義序例（外集卷三）二文，皆能獨抒心得，不襲陳言，實與墨守漢師家法者異撰。至劉君非難今文家之文則有三篇。一，漢代古文學辨誣（外集卷四）。駁廖君季平之今古學考及康君長素之新學偽經考（文中駁及宋于庭魏默深龔定盦三先生之說，因其為康說之先河也。）。二，論孔子無改制之事（外集卷五），駁康君之孔子改制考。皆前期所作。三，非古虛上下篇，上篇駁（校者案，此處原缺數字），下篇駁廖君（案，此處原缺）。皆後期所作。緣劉君不反對今文經說，而反對今文家目古文經為僞造及孔子改制託古之說也。又劉君對于宋元明人之經說亦多反對，見漢宋學術異同論中之漢宋章句學異同論（劉君對於宋元明人經說亦非一筆抹殺，故異同論中又謂其“或義乖經旨而立說至精”，經學教科書第一冊序例中謂“宋明説經之書亦多自得之言。”）。但劉君釋經亦有新義：如謂六經本官書而孔門編訂之為教科書（見國學發微等），又如采拉古伯里氏釋離卦之說，謂周易為古之字典，因即用其法釋坤屯二卦，並略及巽乾坤震睽諸卦（見小學發微補等）。蓋劉君前期解經，憙實事求是，憙闡發經中粹言，故雖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漢儒經說，實亦不專以此自限也。逮及後期，竺信漢儒經說甚堅。觀中庸問答（外集卷二，同卷又有中庸說一篇，義與此篇同。）及春秋原名（外集卷三）二篇，即可得其梗概。專著中禮經舊說，西漢周官師說考，周禮古注集疏，春秋古經箋，春秋左傳時月日古例考至春秋左氏傳例略六種（案，此處原缺六字）。劉君論惠定宇之言曰：“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為主，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見外集卷九近儒學術統系論）余謂取此數語以論上列諸書，最爲恰當（案，原稿此處有空白，似未完。）。

劉君校釋群書之著作，前後兩期皆有之而後起占大多數。兩期所用之方法全同，皆賡續盧抱經先生之群書拾補，王石臞先生之讀書雜志，俞曲園先生之諸子平議，孫籀庼先生之札迻，匡舊訓之違失，正傳寫之舛譌，覃思精研，期得至當。故書雅記之疑滯，得劉君之校釋，發正益多矣。

余少于劉君三齡。甲午（一八九四）余年八嵗，識說文部首；庚子（一九〇〇），讀段茂堂，王菉友，嚴鐡橋諸先生傳言説文之書，粗諳六書大意及篆隷變遷。辛丑（一九〇一），讀莊方耕，孔撝約，劉申受諸先生言春秋之書，深信公羊最得經意，左傳必有偽竄，願為賣餅家，不作太宮廚。故余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學及經學。然彼時對於學術思想之變遷，實茫無所知也。壬寅（一九〇二），讀梁君任公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甲辰（一九〇四），讀章公之訄書及劉君之攘書，乙巳（一九〇五），讀劉君之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兩漢學術發微論，漢宋學術異同論，南北學派不同論，古政原始論，群經大義相通論，小學發微補，理學字義通釋，國學教科書及國粹學報中其他諸文，又讀夏君穗卿之中國古代史（此書名為後來他人所改，原名中國歷史教科書），于是始知國學梗概。梁章夏諸先生皆為前輩，惟劉君年甫踰冠，略長于余，且與余有世誼（劉君之伯父恭甫先生與先父竾仙公為友，恭甫先生之子張侯君又為先父之弟子。），故願與訂交之心甚熾。丙午（一九〇六），余留學日本，始謁章公，丁未（一九〇七），陽曆四月二十二日，于章公座上始識劉君，緣章公與劉君彼時皆以黨禍避地日本也。自爾遂恆與劉君談論，獲益甚多，至戊申（一九〇八）秋冬間劉君歸國時止。癸卯（一九〇三）至戊申（一九〇八），六年間劉君前期之著述，除蕪湖之白話報外，余嘗盡讀之。最佩服其論小學諸篇，認爲前期所揭三義，今後治小學者皆宜奉為埻臬，其關於應用方面各項主張，今後推行國語者皆宜一一促其實現。其校釋群書諸作，皆宜依盧王俞孫以來律令，古書與後學胥受其益，非夫橫通之校勘所能並論。其論古今學術思想諸篇，余謂其經義甚多，亦間有不同意者，如中國哲學起源考（外集卷八）及近代漢學變遷論（外集卷九）等。至其論經學，則余與劉君所見絕異。余自辛丑（一九〇一）讀劉申受先生之左氏春秋考證及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以後，即尊公羊而黜左氏，信今文而疑古文。辛亥（一九一一）居故鄉吳興，謁先師崔公，得讀其偉著史記探源，係續康君之新學偽經考者。康書在彼時屢遭清廷焚燬，余前此未之見，因假崔公藏本讀之。自讀康崔兩先生之書，認爲所論精確不易，乃昭然若發矇，知所謂“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傳”者乃劉子駿氏取“左丘氏國語”所改作，易國別為編年，幷竄入書法凡例，以冒充春秋之傳。周禮亦劉氏僞造之書（或戰國時人所著而經劉氏所改作，冒充周公所制之體。）。不但此也，凡所謂古文經典悉為劉氏所造之贋鼎。此意至今猶然，且持之益堅。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始讀康君之孔子改制考，對於諸子（包孔子）改制託古之說，亦深信不疑。民國囗年（一九一囗）以後，讀鄭漁仲之詩辨妄（輯本），朱晦菴之詩集傳，王魯齋之詩疑，姚立方之詩經通論，崔東壁之讀風偶識，方鴻濛之詩經原始，啖叔佐，趙伯循，劉原甫，胡康侯，陳君舉諸家論春秋之書，及朱晦菴，葉水心，姚立方，崔東壁諸人論群經之文，乃知唐宋以來不用漢儒舊說而自刱新義者，其見解勝于漢儒者甚多。故余對於劉君論經之文如中古文考（外集卷一），中庸說，中庸問答（卷二），春秋原名（卷三），漢代古文辨誣（卷四），論孔子無改制之事（卷五）等，及國學發微，漢宋學術異同論，經學教科書中斥宋元明儒（案，原缺四字）者，皆不謂然。（案，原稿此節似未完。）

劉君卒于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卒後，余時殷盼有人刻其著作，彰其學術。越十有五年，至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其摯友南君佩蘭發大願，出鉅貲，為之刊行遺書全部，余聞而歡喜贊歎，莫可名狀，謂南君此舉真是無量功德。南君延鄭君友漁任蒐集校印之事，鄭君商諸吳君曉芝，吳君以告黎君劭西，黎君者，余近廿年來審訂國語及商量舊學之同志也，因介余與鄭君晤談。余于劉君後期著述，所知甚希，但能舉敝匣所存劉君前期著述如干篇以報鄭君。鄭君又廣爲尋訪，先後得劉君之從弟容季君及他人所藏者多種，蓋劉君遺書滋多于是矣（詳拙撰全書總目後記）。印刷之際，余僅比次左盦外集，左盦詩錄，左盦題跋及各書之先後，寫定目錄，比附説明而已。至校勘之事，悉由鄭君及其襄助諸君任之，余精神衰憊，頭目眩瞀，愧未敢稍效棉薄也。民國廿六年為公元一九三七年嵗在彊圉赤奮若三月卅一日疑古老人錢玄同序于北平寓廬之餅齋

附記

先父為劉申叔先生遺書寫序，初稿成於民國廿六年三月卅一日。稿中有數處，原擬修正補充後付印；但年來因血壓高，精神衰憊，不克久坐用腦，雖于去年十二月間曾經一度續寫，仍未告竣。不幸，今年一月十七日突患腦溢血症逝世，此稿原闕處竟未及補，今即以付印藉存其真。民國廿八年二月十七日棘人錢秉雄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