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裕祿，上海浦東人。1952年，上海震旦大學文學院中文係畢業。1952年-1961年，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會主辦的《信鴿》報主編。曾參與首版《辭海》基督教辭目編寫工作。1962-1966年主持由上海市宗教事務局牽頭的上海天主教文史料工作。1982年至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從事天主教研究。參加國傢重點項目《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專著編寫。是《上海宗教史》天主教部分《上海天主教史》和《中國天主教的過去和現在》的作者。在多種刊物上發錶如《青浦縣漁民教徒宗教信仰狀況初探》等萬字長左右長文和《耶穌會士在中國》等譯文近20篇。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上海宗教學會學術顧問。

國內第1本論述中國天主教曆史和現狀的書。內容簡而明，又有新見解。

書一開頭，作者即有針對性地論述瞭天主教傳人中國的年代問題和元代天主教。在過去較長時期內，天主教內曾有人把唐代景教傳人作為天主教傳人之始，又稱元代天主教已頗盛行。作者認為，天主教(拉丁文Ecclesia)是基督教的一個大教派，景教 (拉丁文Nestorianimus)是基督教的又一個較小的教派。因此，不能把景教的傳人說成就是天主教的傳人，從而把天主教的傳人上溯至唐代。元，方濟各會會士孟德高維諾等來中國，北京、泉州設有教堂。因此說天主教在元傳人，無不可。但元時景教徒、天主教徒都稱“也裏可溫”，漢人中則既無景教徒，也五天主教徒。元亡，“也裏可溫”絕跡於漢人地區。漢人中有天主教徒，始於明末耶穌會士來中國。

關於明末利瑪竇來華傳教，作者的觀點是：這果然有西、葡嚮海外進行殖民擴張的時代背景。葡侵占果阿後，新興的耶穌會領導人應葡王的要求，不斷派會士來東亞。但明末，中國是獨立的主權國傢。利瑪竇乘葡船，經葡航綫，從裏斯本到果阿，又從果阿到澳門，但不能隨意從澳門進人內地。他之所以能從澳門進入內地，是采取瞭“中國化”的新方法。他學習中文，穿中國服裝，聲稱嚮慕中國文化，從而得到當地中國官員的允準，人居肇慶。之後，他結交上層，並用“學術傳教”的方法，介紹歐洲世界地圖、數學、天文學等，在中國知識分子中贏得瞭聲望。他又嚮萬曆帝進貢這皇帝所喜愛的時鍾等物，從而以一個外國人而能留居北京。他用儒傢經典著作中某些字句來證實天主教信仰。他獲得瞭成功。中國人中有像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這樣的名士受洗，成瞭最早的中國知識分子教徒。

對明末清初天主教逐漸發展的原因，作者較側重於明崇禎帝、清順治和康熙兩帝對使用湯若望、南懷仁、閔明我、徐日異、張誠、白晉等曆法、鑄炮、外語、繪製中國地圖等專長的需要。由於這需要，這三位中國皇帝對天主教采取瞭寬容政策。“崇禎末年，教傳十三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國天主教徒人數上升至30萬。

對天主教至雍正帝時遭禁的問題，作者扼要地敘述瞭天主教史上所謂的“中國禮儀之爭”即教徒可不可參加“敬孔”和“祭祖”這件事，明確指齣這是羅馬教皇乾涉中國內政所導緻的。利瑪竇適應當時中國國情，把“敬孔”解釋為“敬其為人師範”、“祭祖”是“盡孝思之念”，對教徒舉行這兩大禮儀不加阻止。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會土進入福建等地後則相反，他們不準教徒‘微孔”、“祭祖”，並嚮羅馬教皇控告以利瑪竇為代錶的耶穌會士。在歐洲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爭論，1704年教皇剋來孟十一發布瞭禁止中國教徒“敬孔”和“祭祖”的“通諭”，並先後兩次派使者來中國，企圖使這禁令在中國得到實施。康熙帝不許羅馬教皇乾涉中國內政，改變瞭對天主教的政策。在看瞭第二個使者帶來的教皇“通諭”後，他殊批：“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晚年已改變原來的寬容政策，采取禁止的政策，繼其位的雍正帝下令禁止傳習天主教，隻是這一新政策正式付諸實施而已。

近代，天主教重新發展。對此，作者用事實雄辯地證明這與鴉片戰爭後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關。這一時期來華的傳教士憑藉不平等條約，享受著種種特權。他們並控製著中國天主教，中國天主教一百三十多個教區中有一百多個教區的領導人是外國主教，中國教徒處於無權和受壓的地位。對傳教士開辦的學校、醫院，作者既指齣其為外國侵華利益服務和是為瞭傳教的目的，又指齣這些學校客觀上也培養瞭不少為祖國服務的中國知識分子，醫院治愈瞭許多中國病人。

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天主教有“洋教”之稱，傳教土被稱為“大毛子”，教徒則被稱為“二毛子”。作者認為，教徒中真正的“二毛子”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教徒並不是“二毛子”。部分教徒愛國思想較薄弱，是由於宗教消極因素的影響，有的教徒剋盡愛國天職。作者生動地介紹瞭著名天主教人士馬相伯、英斂之的突齣愛國事跡。

對抗戰勝利後中國天主教內齣現的支蔣反共現象，作者從共産主義誕生起教皇即進行反共活動到蔣政權建立教皇率先承認，二次大戰後梵蔣正式建交，美國勢力在中國天主教內扶搖直上，於斌(去颱灣後，教皇封他為“樞機主教”)等人直接協助蔣打反人民內戰，教會內大肆散布共産黨“滅教”等謠言，作瞭一係列揭露，並指齣這是天主教在中國人民中留下很不好印象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此書的下半部分，作者對中國天主教的曆史性變化作瞭較完整的敘述。這變化來之不易。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梵蒂岡采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它派駐在前國民黨政府的“公使”黎培裏和在上海解放初任命的主教龔品梅等人執行這一政策。他們利用“神權”，不準教徒和共産黨閤作，走愛新中國的道路。但隨著新中國形勢的發展、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貫徹執行、黨和政府對天主教工作的開展，各地天主教徒中相繼湧現齣瞭一批敢於衝破教會的禁令、靠攏黨和政府、走愛國愛教相一緻的道路的那時被譽為“愛國教徒”的先進分子。在他們的倡議和推動下，自1950年鼕起，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開展瞭起來。數年間，這一正義的運動剋服來自敵對勢力的重重阻力，取得瞭一個又一個勝利。黎培裏等帝國主義分子被驅逐瞭，龔晶梅反革命叛國集團和其他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團被肅清瞭。1956年，在愛國力量已在各地天主教內躍居領導地位的基礎上，四川南充王文成主教等發起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1957年中國天主教第一屆代錶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會議宣告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並通過瞭中國天主教徹底割斷政治上經濟上與梵蒂岡的關係、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決議。為貫徹這一決議，在這次會議後僅一年零二個月的時間內，中國天主教已有40多個教區自選自聖主教。這標誌著中國天主教已擺脫外國勢力的控製，開始成為中國教徒自辦的宗教事業。對中國天主教的這曆史性變化，作者著重指齣，這是符閤中國人民利益的，人們不應再用老眼光看待當前我國天主教。

“文革”中各地天主教無不受到極大衝擊。對此，作者從宗教工作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對“左”作瞭深刻的批判，文字語氣相當沉重。

在書的末章，作者寫瞭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復和落實、天主教堂的發還和開放、冤假錯案的平反、中國天主教全國和地方愛國會恢復活動、各地教會恢復教務活動，等等；還寫瞭天主教徒中為社會主義兩個文明建設作齣貢獻的好人好事，並斷言，隨著兩個文明建設的發展，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地貫徹，我國天主教徒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主義覺悟必將更加提高，必將對國傢、對社會、對人民和對保衛世界和平作齣更多的貢獻。

本書獲得院科研成果(1988-1990年)著作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