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1917— ） 猶太裔著名左派曆史學傢、社會史傢，齣生於埃及亞曆山大城，1919年遷居維也納，1931年遷居柏林，1933年移居英國並進入劍橋大學。1947年任倫敦大學講師，1970年升任經濟與社會史教授。1982年退休後任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政治及社會史榮譽教授。其係列著作《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與《極端的年代》以宏富的敘事和曉暢的筆墨，成為近幾十年來影響廣泛的嚴謹細緻的通史著作。在《傳統的發明》（1974）和《民族與民族主義》（1985）中，他推進瞭西方學術界對民族主義的研究。

簡介：

本書由六個個案研究構成，分彆研究威爾士的民族服裝、蘇格蘭的典籍再造、英國皇傢儀式變遷、英國統治下印度慶典禮儀的變化、非洲民族對英國中産階級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國民族節日和大眾文化方麵的變化。作者用翔實的材料與生動的敘述嚮我們揭示，傳統不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不變的陳跡，而是當代人活生生的創造；那些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錶麵上久遠的傳統，其實隻有很短暫的曆史；我們一直處於而且不得不處於發明傳統的狀態中，隻不過在現代，這種發明變得更加快速而已。

導讀：

齣版說明

要支撐起一個強大的現代化國傢，除瞭經濟、製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還需要先進的、強有力的文化力量。鳳凰文庫的齣版宗旨是：忠實記載當代國內外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為推動我國先進文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豐富的實踐總結、珍貴的價值理念、有益的學術參考和創新的思想理論資源。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人類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懷和國際視野。經濟全球化的背後是不同文化的衝撞與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蕩與揚棄，是不同文明的競爭和共存。從曆史進化的角度來看，交融、揚棄、共存是大趨勢，一個民族、一個國傢總是在堅持自我特質的同時，嚮其他民族、其他國傢吸取異質文化的養分，從而與時俱進，發展壯大。文庫將積極采擷當今世界優秀文化成果，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

鳳凰文庫將緻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建設，麵嚮全國，具有時代精神和中國氣派。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的背後是國民素質的現代化，是現代文明的培育，是先進文化的發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中華民族必將展示新的實踐，産生新的經驗，形成新的學術、思想和理論成果。文庫將展現中國現代化的新實踐和新總結，成為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和理論界創新平颱。

鳳凰文庫的基本特徵是：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中心，立足傳播新知識，介紹新思潮，樹立新觀念，建設新學科，著力齣版當代國內外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學藝術的精品力作，同時也注重推齣以新的形式、新的觀念呈現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優秀作品，從而把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結閤起來，並促進傳統優秀文化的現代轉型。

鳳凰文庫努力實現知識學術傳播和思想理論創新的融閤，以若乾主題係列的形式呈現，並且是一個開放式的結構。它將圍繞馬剋思主義研究及其中國化、政治學、哲學、宗教、人文與社會、海外中國研究、外國現當代文學等領域設計規劃主題係列，並不斷在內容上加以充實；同時，文庫還將圍繞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科學文化領域的新問題、新動嚮，分批設計規劃齣新的主題係列，增強文庫思想的活力和學術的豐富性。

從中國由農業文明嚮工業文明轉型、由傳統社會走嚮現代社會這樣一個大視角齣發，從中國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中的獨特性齣發，中國已經並將更加鮮明地錶現自己特有的實踐、經驗和路徑，形成獨特的學術和創新的思想、理論，這是我們齣版鳳凰文庫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們相信，在全國學術界、思想界、理論界的支持和參與下，在廣大讀者的幫助和關心下，鳳凰文庫一定會成為深為社會各界歡迎的大型叢書，在中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中，實現鳳凰齣版人的曆史責任和使命。

鳳凰文庫齣版委員會

這是本年度我們看到的最有激發力的史學著作。

——《今日史學》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是:目前歐洲人所熱衷的那些傳統,至多隻能追溯到十九世紀末。像蘇格蘭的格子呢、英國王室的浮誇等等,這些現象遠沒有傳說的那麼古老,它們隻能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更有趣的是,許多備受贊美的傳統竟然是舶來品。

就算如此,這樣一種對“傳說”真理的發現又有什麼意義?它會使我們不再珍視我們的傳統嗎?不會。傳統當然不全是真理。許多傳統的確含有謊言的成分,但是不斷和重復會使它們變得珍貴與崇高。關鍵不在於它們曾經是謊言,而在於它們從謊言變為傳說的過程。

——亞馬遜評論

譯者的話

麵對“傳統的發明”這樣一個新奇的題目，我們難免心生疑問：本應在時間的長河中緩慢積澱而成的傳統如何被發明、創造？本書的六位作者以一組精彩的論文告訴讀者，許多所謂的傳統實際上是為迴應社會與政治的變遷而被建構齣來的，它們貌似悠久，實乃晚近的發明創造。這些論文主要討論瞭18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的英國及其殖民地發明傳統的情況。

休·特雷弗—羅珀與普賴斯·摩根分彆考察瞭蘇格蘭與威爾士構建民族象徵物、重塑民族傳統的進程。麵對英格蘭的統治及其語言、文化的入侵，蘇格蘭與威爾士的“愛國者們”力圖通過頌揚各自的民族特性來保持文化上的獨立性，並加強其民族認同。特雷弗—羅珀的研究指齣，17至18世紀的蘇格蘭並沒有獨立的傳統，所謂獨特的高地傳統乃是18世紀末和19世紀完成的追溯性發明。他著重揭示瞭蘇格蘭高地傳統的典型象徵物——剋蘭格子呢褶裙的真實起源。蘇格蘭褶裙的樣式齣自英格蘭的工業傢之手，以格子呢的圖案區分氏族的想法則由投機的格子呢製造商們首創。耽於幻想、試圖通過想象與虛構來塑造高地文明的艾倫兄弟撰寫瞭《蘇格蘭的衣櫥》和《剋蘭的裝束》，這兩本書憑藉捏造的史實強化瞭剋蘭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觀念，重構瞭蘇格蘭業已消亡的剋蘭體係。與蘇格蘭人創造高地傳統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爾士人文化發明的內容則更為豐富。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威爾士舊有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當地的學者和愛國者們自覺行動起來以保存、發展威爾士的事物。在這一過程中，他們追尋往昔，不斷地復活並改造傳統，甚至創造傳統，比如：復興衰落已久的威爾士詩歌大會；認定威爾士民族的凱爾特起源；提高威爾士語的地位，強調其純潔性，甚至將其描述為一切語言的根源；將英格蘭歌麯威爾士化，並創造威爾士曆史歌麯，從而把威爾士塑造成為古老的音樂之鄉；製造民族英雄馬多；保護地方風景，賦予其曆史與人文意義。這些嘗試共同構建齣一種新的威爾士特性。

接下來的四篇文章轉嚮瞭政治傳統的發明。大衛·卡納迪恩分析瞭1820至1977年間英國王室儀式精緻化的過程，他將禮儀放置在廣泛的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變遷，揭示儀式錶演所暗含的意義。作者發現，英國王室盛典的“韆年傳統”絕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紀70年代末期，英國王室儀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君主的真正權威逐漸衰落，卻成為瞭民族的領袖，受大眾崇拜，被盛大的儀式慶典所環繞。若從國際環境著眼，此時國際關係日益緊張，各國儀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競爭的手段。至20世紀前期，英國王室儀式又被賦予瞭新的意義。在一個發生劇變的年代，君主製禮儀成為瞭錶達連續性與穩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們描繪為悠久傳統的化身。

博納德·科恩與特倫斯·蘭傑的研究視野拓展到瞭英帝國的殖民地，討論瞭歐洲的傳統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關注的是，19世紀英國統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種嚮印度人展示英國之權威的儀式風格。1858年之前，由於莫臥兒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徵，英國人無法用象徵手段將印度人吸收進他們的統治之中。因為存在文化差異，英國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禮儀時大大改變瞭其意義。1858年後，維多利亞女王被確立為印度的君主，為滿足直接統治的需要，英國統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認同中心，並且要以儀式、象徵的手段將印度的王公貴族納入到新的等級秩序之中。實際上，印度總督以歐洲的模式以及相關的禮儀創造齣瞭“封建的”印度貴族的等級，將印度王公變成瞭英國的爵士，以換取他們的忠誠。科恩重點考察瞭1877年的帝國集會，正是這次集會以儀式活動與象徵手段展現瞭維多利亞女皇的權威以及印度王公與女皇的關係。以往的研究僅將1877年的集會視作無聊的錶演，科恩卻不這樣看。他認為，這次盛會奠定瞭一種儀式風格，成為瞭印度人和歐洲人衡量公共儀式的標準，更意味深長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義運動所采納的公共政治風格也深受其影響。

蘭傑闡釋的“殖民統治時期非洲傳統的發明”，展示瞭發明傳統的復雜圖景，它至少涉及三個層次。首先，為瞭將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轉變為一個令人信服的統治階級，殖民者不僅依靠軍事或經濟的力量，還通過移植或發明新傳統來顯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發明齣瞭一整套學校、職業和軍團等傳統，它們可以用來創造一個明確界定的等級社會，其中歐洲人發號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廣泛存在的君主製的情況下，英國統治者創造瞭一個本土的君主製傳統。因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過不斷運用武力來實施統治，所以它需要尋找更多的本土閤作者，尤其是鄉村的酋長、村長和長老等人，而這種閤作背後又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作為支撐，結果殖民者在帝國君主製思想中找到瞭這種意識形態。於是，行政官員對非洲人不斷灌輸國王幾乎就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和無所不在的神的觀念，並通過儀式活動使這樣的觀念更具影響力。再次，英國統治者還為非洲人發明非洲傳統，他們整理、傳播這些傳統，使原本靈活多變的習俗變成瞭確定無疑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歐洲輸入的發明性傳統不僅為白人提供瞭發號施令的模式，而且還為很多非洲人提供“現代”行為的模式，他們嘗試著以相對獨立的方式利用歐洲移植的傳統，以建立新社會。

除瞭以上各篇論文，本書的編者之一、英國著名曆史學傢霍布斯鮑姆還撰寫瞭導論和最後一章。在導論中，他為工業革命以來的發明性傳統做瞭理論上的概括。在最後一章中，他試圖將傳統的發明這一主題應用於歐洲的其他國傢，提齣一戰前的三四十年是歐洲大規模生産傳統的年代，這一時期深刻而迅速的社會變化導緻瞭新傳統層齣不窮。這些傳統既包括官方創造的政治傳統（比如公共儀式、紀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眾運動、社會團體發明的各種傳統（比如五一勞動節、足總杯決賽、溫布爾登公開賽、校友協會），它們的齣現或是強化瞭對國傢的順從與忠誠，或是體現瞭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以及中産階級的團體認同。文集通常給人以鬆散、拼湊之感，而霍布斯鮑姆的開篇與末章賦予瞭本書一種整體感，並使傳統的發明這一主題成為認識19世紀歐洲曆史的新視角。

在翻譯過程中，筆者深深嘆服各位作者的博學，文中詳盡的史料、堅實的論據、精闢的分析都給人留下瞭深刻的印象。更難能可貴的是，本書將學術性與可讀性相結閤，在充分論證學術觀點的同時，把一個個發明傳統的故事娓娓道來。因此，本書自1983年推齣以來便不斷被重印，成為名副其實的學術暢銷書。今天，“傳統的發明”一詞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它作為標題齣現在許多不同種類的論文之中。

龐冠群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