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教授（1956-），男，重慶人，1978.09—1982.07 就讀於四川外語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1982.09-1985.01 就讀於北京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導師：宗白華，甘霖）；1989.04—1993.07 就讀於瑞士巴塞爾大學，獲哲學博士（Heinrich Ott）。

曾任深圳大學中文係副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學術兼職有：

（1）德國波恩大學漢學係客座教授（2002）

（2）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研究員（1995）

（3）中山大學“逸仙”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2012）

（4）牛津大學齣版社（中文學術齣版） 顧問(1995年以來）

（5）中國現象學學會 執行委員（1995-2001）

（6）香港現象學學會 秘書長（1995-2001）

（7）香港政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課題 審定顧問（1995-1998）

（8）北京大學比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兼職博導（1994-2003）

（9）中國比較古典學學會會長（2011年至今）

主要學術著作有：《詩化哲學》、《拯救與逍遙》、《走嚮十字架上的真》、《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個體信仰與文化理論》、《沉重的肉身》、《這一代人的怕和愛》、《刺蝟的溫順》、《聖靈降臨的敘事》、《重啓古典詩學》、《揀盡寒枝》、《設計共和》、《共和與經綸》、《睇視之光》、《比較古典學發凡》、《王有所成》等，編修有《凱若斯》，譯有《柏拉圖的<會飲>》（華夏，2003）。代錶性論文有：（1）《王有所成》，颱灣《哲學與文化》捲四十；（2）《政製與王者》，《求是學刊》，2013年第2期；（3）《盧剋萊修的詩性啓濛——<物性論>捲三行978-1023繹讀》，《文藝理論研究》2012年第1期等等。

現在研究方嚮 為古典詩學、古典語文學等。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係及“古典詩學實驗班”開設如下課程： 文藝學原理與古典詩學、古典詩學原著講疏、古希臘語文學導引、古典拉丁語文學導引、古典學引論等。科研項目：有（1）“經典與解釋：柏拉圖注疏集”，中國人民大學重大基礎研究計劃（2010至今）；（2）“基督教與西方古典傳統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基地重大項目（2010-2013）主編《經典與解釋》（CSSCI輯刊）；“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叢書主編、“中國傳統：經典與解釋”等多套大型叢書。

一直倡導建立中國自己的古典學，又提齣”新國父論“等極富爭議的理論，是當代中國思想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清理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想之思緒，對於世紀末的漢語學術界，是一項非但不可規避、更應主動承擔的課題。因此可以問：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想被什麼問題所糾纏，以緻知識界不得不一再調整、修正學術的知識建構？在我看來，無論歐美還是漢語知識界，一百年來關注的實質性問題是現代現象。百年來的學術思想為瞭辨識這個現象，動員瞭各種曰益分化的知識性力量，積纍瞭前所未有的人文一社會理論的研究成果。當今，“後現代”論對知識學的現代原則的攻擊，使現代現象的麵目更為復雜難辨。看來，在未來的世紀，學術思想仍將因現代幽靈的糾纏而費神。在這種學術語境中，反省百年來學術思想對現代現象的知性把握及其理論形態，確是一項迫人的課題。

現代現象本質上是源於西歐文化基因的社會演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理念的擴張，使現代現象與歐洲古代社會形態和理念形態齣現裂痕。捨勒（MaxSchel－er）指齣，對歐洲而言，現代現象（Moderne）是“事物和人的巨大變形”，其程度之深遠和觸麵之廣泛，遠甚於歐洲中古嚮近代（Neuzeit）的演化。

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文化製度之演化，導緻西歐文明以外的其他民族一地域的社會和理念隨之發生現代性裂變，構成瞭二十世紀生活世界的基本現實。對百年前的中國士人而言，現代現象是中國三韆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由於現代化過程在中國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現代性裂痕就顯為雙重性的：不僅是傳統與現代之衝突，亦是中西之衝突。

如何理解百年來漢語學界持續至今的中西衝突論？漢語思想傢中已有論者（梁啓超、馮友蘭）識察到，中西文化的價值理念之爭（體用之爭）實質為古今之爭，即傳統與現代之爭。理性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齣現、發展和全球化過程，引發瞭政經製度、文化理念和曰常生活結構的轉型。百年前，中國社會也被猝然拖人這場曆史的嬗變。漢語思想學術與歐美學術思想一樣，在現代語境中發生瞭根本性的變化，對現代現象的反應呈現齣極為復雜的麵目，用“鼓吹”或“反對”現代化來界定這些反應都過於簡單化。

我將從社會理論的位置來審理西語和漢語思想學術的“現代現象”。現代思想學術的重大標識之一是社會理論的形成和擴展，如所周知，社會理論的形成是與現代現象及其現代性問題糾結在一起的。社會理論與社會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的決定性差異在於，前者是關於現代性問題的思想性學術。總結二十世紀的思想學術，首先值得關注關於現代現象的社會理論之建構——我謂之現代學。在思想學術域，也有一種“現代現象”，即現代幽靈遊蕩在人文思想和社會理論的言述中，“現代”語話可謂韆姿百態。但是，言說“現代”並不必然是一種關於現代現象的知識學建構，它也可能是、而且經常是一種非知識性的個體情緒反應。現代學的知識言述盡管不可能擺脫個體旨趣和價值立場，然而，在現代學中，現代現象首先被實證知識性地推距為一個審視的對象，將現代現象先予客觀化，以便有效地審視它，而非或激進、或保守地批判之。

現代化的曆史變遷引發世界各國之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層齣不窮的危機。百年來，德、法、英、美等國的社會理論對現代性問題已有相當深人和廣泛的研究，積纍瞭豐富的思想學術文獻；漢語學界雖曰益關注中國之現代性，但社會理論的建構尚處於萌動期。不過，歐美學界關於現代現象的社會理論在“後現代”論述的攻擊下已處於遑然狀態。

本書旨在以現代性問題為焦點，審理百年來的歐美社會理論對現代性的觀察和把握，

既非單純評述，亦非係統論析，力求通過進入現代性問題的縱深來討論迄今的社會理論的問題性。在考察歐美社會理論、探析現代性問題的思路中，我著意引人現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毫不隱瞞地說，我是帶著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來審理歐美的社會理論的，這基於一個個人的觀點：並沒有與歐美的現代性絕然不同的中國的現代性，盡管中國的現代性具有曆史的具體性。因此，把對中國的現代性的思考引入對歐美社會理論的審理過程是有益的。

在本書中，中西二元景觀因此將遭遇進一步的挑戰：現代的問題性成為現代思想的主題，從根本上講，這些問題對中西文化理念和社會形態的演化都是命運與共的。我並不打算抹煞或忽略現代性問題在中西方思想和社會中的具體曆史差異，但我更願嘗試協調現代性命運的休戚與共和曆史差異之間的張力。歐美的社會理論在基本構架和實證研究兩個方麵均已有極為豐富的積纍。建構中國的社會理論，既不可能撇開這些積纍，也不應僅限於譯述和套用，帶著中國問題進入西方問題再返迴中國問題，纔是值得嘗試的思路。本書不想麵麵俱到地羅列排比歐美社會理論的主流論說，而是依自己的問題意識有選擇地論涉（哪怕在歐美學界已被遺忘或未受重視的）切己的論說。這並不是為瞭建構所謂中國化或本土化的社會理論（這種提法乃基於中西二元景觀），我關心的是，如何讓中國的現代性經驗參與社會理論的修茸，從而推進對睏擾現代思想的現代性問題的把握。

我留學巴塞爾時期開始構思和準備本書。1987年我寫完《拯救與逍遙》後，始研知識社會學，由此進入社會理論域。在我研修係統神學的同時，對社會理論仍葆有興趣。即使在神學諸領域，我無處不遇到現代性問題，這促使我決意審理現代思想學術與現代性的關係。

1993年9月完成學業後，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屬內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該所良好的研究條件和學風為我寫作本書提供瞭基本保障，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ProgrammGrantsCommittee）的研究基金亦提供瞭資助。

本書部分章節曾刊於國內外的學術和文化刊物，統人本書時作瞭刪增，但恐仍有一些重復的痕印。注釋所引外文文獻，書名及篇名均譯為中文，以方便中國讀者；人名則保留原文，凡欲進一步檢索文獻者，按人名均可在歐美的大學圖書館檢索係統中查找到；文獻齣處，隻在第一次齣現時注明，以後隻注人名及書（篇）名。文章篇名用單尖括號標齣，書名及刊名用雙尖括號標齣。文中強調性的詞語或語句用楷體字，以示著重。

友人林道群一傢、楊熙楠一傢和瀋文斌，對我客居香港的生活和研究關照入微，AkiyamaTamako提醒我留意到一些相當有參考價值的論著和值得細究的問題；葉嘉琪在打印文稿、查索圖書方麵協助甚力，謹緻衷心謝忱。

學術思想有如行路，言路在思路中前行。本書僅是現代性社會理論的片斷性言述的開端，筆者將在這種言述中繼續切問近思。

——劉小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