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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作者:王新才

出品人:

页数:220

译者:

出版时间:2008-10

价格: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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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750133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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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编目和文献整理的学术专著。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历程，深入探讨了历代目录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并对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评介。本书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学术流变的重要参考文献，也为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一、 目录学的缘起与早期发展 目录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其产生根植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书籍典籍。早在先秦时期，随着文字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人们就开始尝试对书籍进行初步的整理和分类。尽管当时尚无“目录学”这一明确的学科名称，但其萌芽已然显现。 1. 早期文献整理的实践： 《尚书·尧典》中记载的“百工”，虽非直接与书籍相关，但其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事物归类的思想，为后世的文献整理提供了某种启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学术著作大量涌现。为了方便学者查阅和研究，一些私人藏书家和学术机构开始对所藏书籍进行简单的登记和分类。例如，墨家可能就曾有过对科技文献的整理，道家也可能对道藏类的书籍进行初步的搜集和编排。 2. 简册时代的初步目录： 汉代是目录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期。随着纸张的出现和简帛文献的广泛使用，书籍的数量与日俱增。为了便于管理和检索，国家和私人机构开始建立起更为系统的藏书目录。 《汉书·艺文志》的意义： 班固编撰的《汉书·艺文志》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较为完整的官方图书目录。它不仅记录了截至西汉末年的各类文献，还对书籍的体例、作者、篇目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当时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划分和评述。这标志着中国目录学从简单的登记进入了系统的分类和评价阶段。《艺文志》将文献分为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史书、数术，这一分类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私人藏书的目录： 除了官方文献，一些大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也致力于整理皇家藏书，他们编撰的《别录》、《七略》虽然已散佚，但其工作为《汉书·艺文志》的编成奠定了基础。这表明了目录学在早期已开始渗透到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各个层面。 3. 目录学的理论雏形： 在早期的实践中，目录学的理论也开始逐步形成。对书籍体例的划分，对作者生平的考证，对书籍内容的评介，都体现了目录学工作者对文献价值的认识和对其整理方法的探索。这种对文献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念，贯穿了整个中国目录学史。 二、 目录学的发展与成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和文化的交流，目录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佛教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印度文献，对原有的书籍分类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促进了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1. 佛教文献的挑战与融合： 佛教经典数量庞大，内容繁复，其原有的分类方式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有所不同。为了将这些外来文献纳入中国的文献体系，目录学家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道安的《综理占经》： 著名高僧道安是佛教目录学的先驱，他编撰的《综理占经》是早期佛教文献的分类目录，对后来的佛经目录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的“五时八教”等分类思想，虽然主要针对佛教教义，但也体现了对文献内容的深入理解和系统梳理。 《出三藏记集》： 僧人整理佛教经典的努力并未止步，后来的《出三藏记集》更是系统地收录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作者、传承等信息，为研究佛经的流传提供了宝贵资料。 2. 官方图书馆与目录的完善： 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官办图书馆的发展，为目录学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隋书·经籍志》： 承袭《汉书·艺文志》的体例，《隋书·经籍志》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它收录了更广泛的文献，并对部门分类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唐书·艺文志》： 《唐书·艺文志》更是标志着中国目录学的一个高峰。其分类更为精细，对文献的考证也更为严谨。它不仅记录了书籍的篇目、卷数、作者，还包含了对某些重要文献的提要和评价，体现了目录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成熟。 3. 目录学理论的深化： 在这一时期，目录学的理论探讨也更加深入。 “书目”与“总集”的区别： 对于目录的性质和功能，学者们进行了更为清晰的界定。目录作为一种检索工具，其首要任务是“著录”，即准确地记录文献信息。而总集则侧重于文献的选编和展示。 “考证”与“辨伪”： 目录学家们越来越重视对文献的“考证”，即考查文献的真伪、来源、版本等，并对伪书进行辨别。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是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分类体系的探讨： 尽管“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对于如何更科学地划分和归类，学者们一直在进行探索和修正。 三、 目录学的黄金时代与学术高峰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标志着中国目录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官方和私人对书籍的需求激增，加速了目录学的研究和发展。 1. 官方编纂的巨著： 宋代官方积极组织编纂大型图书目录，这些目录不仅是重要的文献典藏，更是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崇文总目》： 由宋仁宗诏令编纂的《崇文总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总目”命名的官方目录。它收录了皇室藏书，分类严谨，考订精当，为后世的目录编纂树立了典范。其对文献的鉴别、条目的考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宋史·艺文志》： 尽管成书较晚，但《宋史·艺文志》仍然承载了宋代丰富的文献信息，其分类和条目设计，也体现了宋代目录学的成就。 2. 私人编纂的精品： 在官方编纂之外，私人学者也积极参与目录的编纂，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目录学著作。 《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 晁公溯、叶梦得等人的著作，虽然篇幅不及官方目录，但其内容精炼，考订严谨，评价深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直斋书录解题》，以其“解题”的形式，对每部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得失等进行了深入的评介，开启了目录学“考订”与“评介”相结合的先河。 3. 目录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目录学家们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目录学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著录”与“鉴别”： 他们强调目录编纂的“著录”要准确，“鉴别”要精审。对于文献的真伪、作者的生平、版本的优劣，都进行了细致的考证。 “提要”与“评价”： 目录中的“提要”和“评价”功能得到重视，目录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文献列表，而是成为了研究和传播学术的重要工具。 分类体系的完善： 在“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外，学者们根据需要，对分类体系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和补充，力求使分类更为合理和便利。 4. 刻书与活字印刷的推动： 宋代刻书业的兴盛以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书籍的复制和传播，也为目录学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量的书籍得以流传，对目录的编纂和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 目录学的传承与演变 元明清时期，目录学在继承宋代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1. 元代目录学的承袭与发展： 元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并未间断。 《宋史·艺文志》的续编： 《宋史·艺文志》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代文献的整理和记录。 官方与私人目录的并存： 元代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私人目录，如《经世大典》等，虽然侧重不同，但都体现了对文献整理的关注。 2. 明代目录学的高度繁荣： 明代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永乐大典》的编纂：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一部类书，虽然其性质与一般的目录有所不同，但其收录和分类文献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目录学工程。它对保存和传播古代文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明史·艺文志》： 《明史·艺文志》延续了前朝的体例，记录了明代的文献成就。 私人目录的精品： 祝允明、陆深等人的著作，如《祝氏续传》、《邺乘》等，都对目录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 3. 清代目录学的集大成与精细化： 清代是目录学发展的一个集大成时期，涌现出大量卓越的目录学家和精美的目录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 纪晓岚等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里程碑。 《四库全书总目》的价值： 《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四库全书》的目录，更是一部独立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目录学著作。它对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考订和评价，其体例严谨，考证详实，评价公允，成为后世目录学研究的圭臬。 分类体系的成熟： 《四库全书总目》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并对每部书的源流、版本、内容、得失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其他重要的清代目录： 孙星衍的《汉学师承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关于目录学的论述，以及各种私家目录，都极大地丰富了清代的目录学成果。 4. 目录学理论的深化与应用： 清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学的理论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探讨。 “考据”与“辨伪”的极致： 清代学者尤为重视“考据”和“辨伪”，他们运用各种文献证据，对古籍的真伪、版本、作者等进行了穷尽式的考证，纠正了许多前人的错误。 目录学与史学、文献学结合： 目录学不再是孤立的学科，而是与史学、文献学、版本学等紧密结合，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文化的重要工具。 目录学的社会功能： 目录学在保存文化、传承知识、辅助治学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 目录学在近代与当代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传入，中国目录学也在不断发展和转型。 1. 东西方目录学理论的融合：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理论和实践为西方图书馆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例如中国古代目录中对文献内容的深入评介和考订，对西方目录学产生了启发。另一方面，西方图书馆学的分类法、编目规则等也对中国目录学产生了影响，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 2. 现代图书馆的建立与目录编纂： 近代以来，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建立，对图书的分类、编目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目录学理论与现代的图书馆分类法（如杜威十进制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等）相结合，形成了现代图书馆的编目体系。 3. 学术研究的深化： 当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对目录学的理论、方法、历史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古代重要目录的解读、对目录学家思想的研究，以及对目录学在当代信息社会的应用等，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目录学》一书，正是对这段波澜壮阔的目录学发展史的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它展现了中国古代学者如何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浩如烟海的文献进行整理、分类、评价，从而构建起一套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目录学体系。这部著作不仅是认识中国古代文献宝库的钥匙，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传承与演变的绝佳视角。它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管理、利用和传承知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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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刚翻开这本《中国目录学》的时候，我心里还有点打鼓，毕竟“目录学”这个词听起来就带着一股子枯燥的学术气。但读进去之后，我才发现我完全想错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文人”，有一种娓娓道来的韵味，读起来不像教科书，更像是一位老先生在向你讲述他毕生所学的心得体会。特别是在论述清代乾嘉学派对目录学的贡献时，作者引用了很多典故和当时的诗文，使得原本严肃的学术话题变得生动起来，仿佛能看到那些士大夫们伏案疾书的场景。我尤其欣赏其中对于“辨伪”技术的探讨，作者没有简单地介绍方法，而是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比如某部地方志的存佚考证，展示了目录学家是如何运用旁证、互证等手段，像侦探一样还原文献真相的。这种实践性的指导价值，远超纯粹的理论阐述。虽然某些关于版本学细节的描述略显繁琐，但正是这种细致入微，才体现了作者的专业功力。合上书本，我感觉自己对古代的藏书楼和书单背后的文化密码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不再是简单地知道“有什么书”，而是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书会被记录下来，以及记录的方式代表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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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种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门外汉来说，《中国目录学》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坐标系。过去我总是在零散的文献中打转，对小说在整个中国文献谱系中的位置感到迷茫。这本书清晰地勾勒出了“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并重点讲解了“子部”中小说、戏曲类文献在不同历史阶段是如何被对待和收录的。例如，作者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小说采取的贬抑态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这让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很多早期的小说版本如此稀少，以及后世研究者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将它们从“不入流”的行列中抢救出来。书中对一些重要藏书家的私人目录，如汲古阁的藏书目，进行了详尽的解读，这些目录信息简直是“活化石”，能让我们窥见当时知识精英阶层最前沿的阅读趣味。虽然全书的专业术语密度不低，但作者的结构设计非常合理，每章的逻辑递进都照顾到了不同层次的读者，使得即使是像我这样偶尔“迷路”的读者，也能凭借清晰的脉络重新定位。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目录学专著，不如说是一部中国知识传承史的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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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目录学》的书名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直接点明了主题，对于想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献整理和著录体系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座宝库。我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沉浸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宋代以来不同时期目录编纂特点的细致梳理。比如，书中详细对比了《崇文总目》与《直斋书录解题》在收录范围和著录体例上的差异，那种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让人感觉不仅仅是在阅读历史，更像是在亲身参与一场跨越千年的文献考古。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罗列，而是深入剖析了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了目录学的走向，特别是从皇室收藏到私人藏书的流变，都得到了精辟的阐述。那些关于“善本”标准的演变，以及如何通过目录信息反推版本特征的章节，对我理解古籍的价值和传承脉络帮助极大。阅读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对照着其他一些参考资料来核对书中提到的具体篇目和版本信息，这本身也是一种深入学习的过程。可以说，它为初学者构建了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资深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整体而言，内容翔实，逻辑严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和学术参考读物，强烈推荐给所有对中国古典文献学有兴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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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是完全的学术风格，厚重、严谨，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流行读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啃完它，最大的感受是它对目录学发展脉络的“系统性重建”。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描述“是什么”，而是着力于探究“为什么会这样”。尤其是在论及版本目录的产生与政府权力、文化政策的相互作用时，分析得尤为深刻。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是关于元代官方目录在统一北方文献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段内容将目录学提升到了国家文化治理的高度来审视，格局一下子打开了。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书中对一些关键术语的定义非常精确，不像有些二手资料那样含混不清，这对于规范我们今后的学术表达很有帮助。唯一的“小遗憾”是，某些涉及版本图像细节的描述，如果能配上清晰的插图辅助说明，将会更加直观，但考虑到本书的学术定位，这种克制或许也是一种专业态度的体现。总而言之，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研读、回报丰厚的学术力作，它教会我用一种更具历史纵深感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手中的每一份古籍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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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中国目录学》，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信息洪流被梳理和净化的畅快感。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套严谨的“检索工具箱”，但这个工具箱不是简单的目录列表，而是关于如何生成目录、如何理解目录背后逻辑的思维训练。书中关于“目次学”和“书目分类法”的历史演变部分，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作者清晰地展示了从汉代的经学目录到唐代的集部整理，再到清代的“四分法”确立，每一步的跨越都凝聚了无数学者的心血和智慧。最让我受启发的是，作者将目录视为一种动态的文化载体，它不仅记录了文献，更反映了当时的“知识权力结构”。例如，在讨论地方志的编纂时，书中细致分析了不同地方官员如何通过目录的增删来彰显地方的文化地位，这种社会文化层面的解读，极大地拓宽了目录学的研究边界。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极其凝练和准确的，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每一个句子都承载着厚重的学术信息。对于希望进入古籍研究领域的后学来说，这本书是绕不开的基石，它为你打下了最扎实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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