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埃爾•毛雷爾（Noel Maurer），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和國際商務副教授。他於1997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1998年至2004年，他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大學的經濟學係擔任助理教授。這期間毛雷爾還在非政府組織工作，該組織緻力於幫助恰帕斯州（位於墨西哥東南部）的農村小社區找到新的商機。2002-2003年間短暫地齣任聯邦政府全職雇員後，他於2005年開始在哈佛商學院擔任助理教授。2015年，他加入瞭喬治•華盛頓大學。他的主要研究方嚮有能源、政治經濟學、經濟史、拉丁美洲，以及私人行為者如何在獨裁政府或政治動蕩下捍衛自己的財産權。著有The Empire Trap（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中譯本《帝國陷阱：美國政府如何保護海外商業利益》，國際文化齣版公司2019年齣版），The Power and the Money（斯坦福大學齣版社），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劍橋大學齣版社，中譯本《産權的政治學：墨西哥的製度轉型》，中信齣版社2019年5月齣版），Mexico since 1980（劍橋大學齣版社），The Big Ditch: How America Took, Built, Ran, and Ultimately Gave Away the Panama Canal（普林斯頓大學齣版社）。

"本書運用諸多具有深刻意義的案例，解釋說明並論證分析瞭美國政府在19世紀末之後的一個多世紀的時期內，代錶美國商業利益對外國進行乾涉，以保護美國在這些國傢的投資利益的興衰史。

關於“陷阱”

一、為什麼叫帝國陷阱？

一旦美國某屆政府承諾代錶美國投資商齣麵予以乾涉，以保護其在海外的財産等權益，那麼未來的政府要想避免此類乾涉就更加睏難。如果某位總統令人信服地承諾動用美國的強大勢力保護在外國的美國財産權益，那麼，這個國傢可預見到的投資風險就會降低，更多的資本就會大量湧入。未來的政府可以拒不履行含蓄的承諾，但是這樣一來必須帶來政治成本，政治成本越大，投資商擁有的財富所麵臨的風險就越高。簡言之，代錶海外投資商進行的成功乾涉，將引緻更大的海外投資；而這些更大的海外投資一旦受到危險，又會製造成更大乾涉壓力。結果就是一個“帝國陷阱”，而落入這個陷阱，美國政府就會發現，他們很難抵抗保護美國海外財産利益的強大壓力。

二、資本操作陷阱的方式

20世紀的美國投資商，在壓製國內反對派和戰略利益方麵普遍獲得成功。他們所運用的特定政治戰略隨時時間的推移也已發生變化。20世紀初期，海外投資商絕大部分都是動用個人的政治關係以影響政策。隨著帝國陷阱這一模式開始實施，個人政治關係變得更容易。20世紀30年代，投資商開始運用更為復雜的戰略，將保護他們的利益與政府當時高度重視的其他利益聯係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投資商們鼓動公眾和國會輿論，嚮行政部門施加壓力。這些公司試圖將國傢利益，如反對共産主義，與他們的財産權益捆綁在一起，爭辯說，保護他們的收入來源，對否認敵對國傢諸如此類的收入來源發揮瞭有益的影響作用。美國各類公眾認為，沒收他們同胞的財産，就是針對美國的攻擊和損害。其他公眾擔心，一個國傢對美國財産的沒收得到允許，其他國傢可能會隨之效仿，如此這樣，在某個時刻，所受到的經濟損失有可能高達一定程度，足以影響到公眾他們自己的利益。諸如此類的擔心並不一定是現實，它們隻需要被人們相信。乾涉成本往往都是分攤，範圍覆蓋全社會，藉助瞭所有這些戰略，海外投資商正是從這一事實中受益。

三、帝國陷阱經曆的三個階段

美國非正式的帝國，在整個20世紀沒有因總統的更迭而不斷地移動，反而齣現瞭兩次明顯的興起與衰落。20世紀初期，當政治壓力迫使美國政府必須保護其國傢的海外利益時，第一個“帝國”齣現瞭，這一時期美國政府更多地使用武力手段來解決問題。當大蕭條摧毀瞭維係該帝國的政治聯盟時，這個非正式的帝國就此壽終正寢。第二輪經濟利益驅動的乾涉行動崛起於20世紀30年代後期，一直持續到80年代。第二個“帝國”的地域範圍更加廣闊，受到富於挑戰的反共産主義的影響，而且幾乎不可能圈入直接的軍事乾涉；但是，第二個帝國（與第一個類似）也使得投資商操縱瞭美國政治係統，且常常相當成功，或者保護他們的投資，或者確保他們的損失獲得賠償。第二個帝國並沒有徹底地終結，而是被司法化的爭端解決機製所取代，私人投資者發現，司法化爭端解決機製的製定與發展，與求得華盛頓的支持一樣極具吸引力。這也是帝國陷阱的第三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