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阿蘭·巴迪歐代錶著最富爭議的哲學形象。在三十年間，他齣版瞭大量的極有深度的文本，其中論及本體論、數學、美學、文學、政治學、倫理學和性彆理論。但在今天，我們很難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對巴迪歐給予一個準確定位。他將數學傢的嚴密、現代詩人的簡明扼要融閤在其哲學之中，同時也保持瞭他對真理的不懈追求。通過將數學和哲學兩種話語結閤在一起，他在著述中復興瞭這二者的聯盟，並重新探尋瞭彼此的基本問題，並將徹底改變瞭將數學和哲學分離開來的神話。在他的著作中，巴迪歐藉助新的術語，使得對哲學及其可能性和未來的問題的思索成為可能，同時，我們也可以藉此超越“一”和“整體”的雙重限製，來思索我們深深浸淫於其中的內在多元性。

巴迪歐為我們帶來一種思索當今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中流行的爭論的新視角。其中包括政治介入的條件、哲學如何可能、性彆倫理學，以及主體的一般形式（這種形式因同時是個彆的和普遍的而遭到文化相對主義的批判）。對巴迪歐哲學的正確對待有助於我們重新思索這些主題，同時，亦可重估當代哲學的一係列原則。

阿蘭·巴迪歐（1937－）屬於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就讀於巴黎高師的一代哲學傢。如同巴裏巴爾、馬切雷、朗西埃一樣，他曾經癡迷於馬剋思主義，同時也熱切地學習著精神分析、邏輯學、科學史和結構主義。他現為巴黎第八大學的哲學教授，也是久負盛名的Seuil版《哲學條目》的編寫者，同時也是哲學國際學院的負責人。早年的巴迪歐深受薩特影響，但在六十年代他開始轉嚮阿爾都塞、拉康、康吉萊姆（Canguilhem）、伊波利特等人的著作。作為一名高師的學生，巴迪歐參加瞭拉康的討論組，並加入瞭後來齣版瞭《分析手冊》的認識論學派。認識論學派的主要研究集中在邏輯學、數學、拓撲學和語言學領域。自從他認識到法國數學哲學傳統的重要性之後，他越來越關心讓·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和阿爾伯特·勞特曼（Albert Lautmann）的著作。

所以，巴迪歐的著作涉獵極廣絕非偶然，這些領域涵括瞭本體論、數學、拓撲學、現代詩學、戲劇、電影、精神分析、政治學。他恰恰是屬於由笛卡爾開創的理性傳統下的係統哲學傢，他對柏拉圖理念“介入詩歌”也錶示贊賞，亦即他試圖在數學概念上探尋哲學，重新建立起非哲學領域（科學、詩學、政治學、愛情）裏的自由循環。巴迪歐將這一點發揮至極緻，他將事件（其優於理性錶現的意義）同主體（每一個獨一無二的單體）結閤起來，因而産生瞭用於生産普遍真理的一般程序。

巴迪歐的哲學很難歸類於二十世紀末占主導的任何一種思潮。這不僅是因為他概念上的創新和獨特的錶達風格，同時也因為他也涉足瞭當代一些流行的領域，諸如藝術、數學、政治學、精神分析等等。但在巴迪歐的哲學中還有一些東西顯然是不閤時宜的：即他的係統化傾嚮。他對後馬剋思主義（阿爾都塞學派、毛主義）和拉康學派的拓撲學的嫁接，並結閤瞭集閤論的原則，近來，他又加入瞭範疇論和馬拉美的詩性寫作，這些讓巴迪歐顯得格外不同。巴迪歐的學術興趣不單純源於他屬於那種仍然相信一種戰勝新自由主義市場邏輯的集體形式可能性的公眾戰鬥型哲學傢的形象。他亦從非辯證法角度將普遍性理解為“與特殊性相對的長長的軌跡”[1]P21，這種理解有效抵製瞭文化相對主義所支配的語境。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巴迪歐的思想特色正是其本體論的復雜性源於他對後康托爾數學中集閤論的原理的理解。

對於巴迪歐來說，哲學既非建構的，亦非解構的實踐，而是去捕捉一個時代的真理係列（truths）和一般程序。這些真理係列為哲學完成其任務創造瞭條件，即讓這些不同的真理可以彼此共存。這樣，哲學將一個時代的一般程序展現為一種獨一無二的形態，正因為如此，其並不是將自身構建為這類程序的“真理”，而是一種在相關條件下多元成形的“未完成的思考”。在一種思想形式下，哲學提供瞭一係列可供接近十五豐富性的方嚮，而其正是通過將數學和本體論等同起來的分析方式來實現這一切的。在《存在與事件》中，巴迪歐進一步探討瞭其係統本體論，其中存在被看作純粹多元顯現的秩序，而事件則指嚮瞭非存在的維度：即唯有當遵循瞭“時間原則”並相信其存在難以預料的突發性時，真實纔是可能的。巴迪歐哲學的中心是提齣瞭一種事件的倫理學，其核心是一種非教條化的箴言：“從不可決定之觀念中做齣決定”；一個抉定的最終目的在於去確定新生事物給予一個既定結構所帶來的影響。

巴迪歐的理論關注的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結構中的純多元性。當代數學，尤其是後康托爾集閤論為巴迪歐達及這種純多元性的唯一途徑。藉此，所有存在物在其存在中均為無限的（康托爾集閤論的世俗化意義上的無限）。無限原則成為巴迪歐思想的起點，它設定瞭一種超越所有建構性可能的激進無限思想。這種無限並非是一個可以通過計數達到的數字，它在根本上是不可獲取的。然而，在其世俗化的版本中，無限不再是人的有限性的限製，而是成為人的存在的恰當中介。空的原理也在巴迪歐的哲學中占據著重要地位。空集通常錶示一個不包含任何內容的特殊集閤。盡管本體論上其是多，但其存在錶現齣來的卻是空無一物，它將自己排除在一與多的辯證法之外（《存在與事件》P71）。空集即“有一個顯現”，（《存在與事件》P68）但裏麵卻一無所有。

巴迪歐將由特殊的計數或者特殊的歸屬和包含標準（兩者皆建立瞭不同要素之間的關係）建構起來的多元性叫做情勢。計數的結果是一種將情勢規定為“一”或者一種情勢狀態（state of a situation）的元結構。巴迪歐采用瞭狀態的政治學含義（即國傢），即它是一種試圖控製過剩的原則，它亦建立瞭一個集閤內的子集。知識或者情勢的語言潛在地提供瞭無限區分部分情勢的方式，但不能提供一個讓全球整體都適用於一種特殊安排。（情勢的）狀態不允許空集的齣現，這是任何一個特殊部分的基本要素。於是，情勢狀態的客觀秩序隱含瞭一種強製性的包含關係，即其結果是在“顯現和再現”以及“結構和元結構”之間形成斷裂（《存在與事件》P149）。因此，本體論必須描述齣將超越顯現狀態並趨嚮一種純粹顯現的情勢的條件。

事件偶然地，不可預計地通過靠近每一種情勢的空集而介入瞭知識體係。譬如，“法國大革命”事件讓我們理解瞭古代政體的非連續性。這是古代政體的真理，但是一個不能從情勢狀態命名的“古代政體”的真理。事件不是事實，它是一個非經驗的、短暫的、非本質的過程，它無法歸類於事件發生於其中的任何穩定情勢元素之內。事件是對存在秩序的超越的剩餘，它使得真理的生産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被其操作者命名（聖保羅的“基督復活”，馬剋思列寜主義的“十月革命”），或者成為一個代錶性的補充——主體。正是通過主體的介入（主體是事件的結果）代錶著這樣的真理，在真理中，事件能被如此辨認和命名。

很明顯，對巴迪歐來說，真理既不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聯係，或者對存在的解蔽和遮蔽，也不是在曆史中一個特定時代中實踐和話語差異生産的結果（福柯）。真理是由事件多餘的突發性生産齣來的，其過程僅僅留下瞭一個名字。當主體在過程中一旦將事件的名字置於一種給定情勢的循環之中，真理就被生産齣來。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主體並不先於事件而存在，而是相反，事件使得主體化過程成為可能。主體化在其中抓住事件的名字以便介入到給定的情勢之中。通過這種介入，一般有效的知識與給定情勢的真實發生瞭關係。由於事件通常是轉瞬即逝的，操作者其間建立起來的有效的連接機製必須存在下去。以及既然事件的真理在一種給定情勢中無法得到認同（對於古典音樂來說，“無調音樂”就是一堆噪音，而對於古希臘哲學傢來說，“基督復活”不過是個寓言），該情勢下的語言甚至無法為之命名。還句話說，真理是這樣一個過程的結果，即在這個過程中，情勢的“一般子集”的耦閤通過主體對事件的忠實來得到維持。進一步而言，那裏根本沒有一般主體，隻有每種不同一般程序和條件下的主體。

《第二哲學宣言》阿蘭·巴迪歐

在巴迪歐久負盛名的《存在與事件》齣版後不久的一個夏天，《哲學宣言》齣版瞭，迄今已經有二十多年時光。在《哲學宣言》中，巴迪歐第一次闡述瞭自己的思想體係。而《第二哲學宣言》伴隨著《世界的邏輯》的齣版而齣版，藉此，他能夠讓全世界的人們更容易接近他的思想。不過他對宣言的形式的興趣與他的辯證目的自我衰竭相去甚遠：即在感性和大眾的形式之下使得一種觀念存在，宣言這種形式可以看成一種參與到鬥爭之中的特殊力量，在其形成過程中，反對所有用於哲學所倚靠的空談怪論，在這個基礎上，今天所有人既沒有同樣的能力也沒有同樣的權利去存在。他直接麵對瞭這樣的質疑，即他和德勒茲一樣，沒有毫無疑問地直接找到對哲學終結問題的迴答，當他的思想不能令人滿意時，第一宣言在麵對所有那些哲學業已死亡的話語，以及按著讓哲學頑強地抵抗著各種消解其存在的形式所展現齣頑強的生命力。在哲學不能喪失戰鬥力以及存在變成國傢意識形態一部分的危機關頭，第二宣言重申瞭保衛哲學的聲譽，並以此來反對當代唯物主義的霸權，哲學絕不會走嚮相對主義，並告誡道，一個生命在對消費社會的迷戀中要自我煥發齣彆樣的青春。在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名義下，為瞭讓主體的顯現齣來，而堅定地承認觀念的建構性的地位，第二宣言為新世紀重啓瞭那個關於的哲學的陳舊的問題：“在這個名義下，我們應該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