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书为“域外珍档”系列图籍之一种。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而展开的军事行动的研究，曾是学术界的热点，迄今为止，已知史料几乎利用殆尽。但是，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内，却珍藏着一批清代咸丰年间两广总督府、广东巡抚衙门、水师提督衙门等用于镇压太平军的手绘舆图，也即当时用于镇压行动的军事地图。这批舆图，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英军掠去后，百多年来几经搬迁，鲜为人知。因此，包括罗尔纲、郭廷以等一流近代史学者在内的专家，均未能在其出色的研究中使用过这批舆图。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专题研究，包括中英文前言及《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传统中文舆图的学术价值》等三篇学术论文。下编收录了这批舆图，总共为74种、124幅。除了每幅图的收藏编号、中英文图名、绘制时间、方位地点、质地、尺寸等基本信息外，著者还根据舆图内容，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对舆图的定名、绘制时间，与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事的关系等，提出了独到见解；著者还根据文献记载，梳理了舆图内容与文献的关系。著者对这批舆图所做的初步整理工作，为学术界利用这份极为珍贵的史料，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跨越维度的构建：近代中国城市规划与空间重塑研究》 第一章：引言：近代中国的空间转型与研究视野 本书聚焦于1840年至1949年间，中国社会在经历剧烈社会变革、西方思潮涌入与现代化冲击下所发生的空间结构与城市形态的深刻转型。近代中国，如同一个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被重新塑造的场域，其城市不仅是人口聚居地，更是政治权力、经济活动、文化交流与社会秩序重构的核心载体。本研究旨在超越传统的政治史或社会史叙事，深入探讨空间实践、规划理念与日常生活经验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出近代中国的城市景观。 我们所研究的“近代”，是一个充满断裂与连续的复杂时期。传统王朝秩序的瓦解，催生了对新型治理模式与空间组织方式的迫切需求。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如功能分区、公共卫生、交通系统等概念，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渗透到中国的城市肌理之中。然而，这些外来的理念并非简单地被“移植”或“接受”，而是在与本土的社会结构、地方权力、风水观念以及既有物质环境的复杂互动中，被选择性地吸收、扭曲、本土化，甚至是对抗。 本研究的基石在于认识到城市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化体现。通过考察城市规划的文本、设计图纸、工程实践以及城市居民对新旧空间的感知与使用，我们可以窥见近代中国在寻求现代化过程中，关于“理想城市”的想象与现实的拉锯。研究的视野将涵盖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地方士绅与买办的介入、外国租界的示范效应，以及普通民众在居住、出行与商业活动中对空间规则的微妙抵抗与适应。 第二章：规划理念的输入与本土化：从卫生革命到现代都市蓝图 近代中国城市的空间重塑始于对“公共卫生”和“秩序重建”的焦虑。晚清以来，针对瘟疫的恐惧和对城市“丑陋”景象的批判，促使开明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拓宽、排水系统的改善乃至公墓的迁移。这些早期的干预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旨在提升效率和改善环境，但其背后蕴含的权力逻辑——即国家（或权威）有权介入私密与公共领域——已悄然确立。 进入民国时期，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系统化输入成为主流。以约翰·霍布金斯（John Hopkins）等留美学者带来的“田园城市”思想和美国的城市分区（Zoning）概念，为中国规划师提供了构建“理性”城市的理论框架。然而，在诸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型城市中，规划的实施充满了妥协。例如，强制性的居住区与工业区分离，往往遭遇底层民众对既有生活网络的依赖而受阻；而宽阔的林荫大道和现代化的广场设计，则常常成为精英阶层展示新身份和政治抱负的舞台。 本章将重点分析“现代性”在规划术语中的表现，如“效率”、“美观”、“安全”的定义是如何被地方精英所阐释和实践的。例如，对传统街道的“拆墙打洞”与“拓宽”，在规划师眼中是“畅通交通”的举措，但在老居民看来，却是对邻里关系和历史记忆的粗暴割裂。 第三章：物质载体与空间实践：新旧交通网络的冲突与融合 交通网络的重构是近代城市空间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蒸汽机车、有轨电车、汽车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人员和货物的流动速度，更彻底改变了城市形态的生长逻辑。传统上围绕水系或城墙展开的城市结构，开始向以铁路和马路为轴线的放射状或棋盘式布局演变。 本章将细致考察新旧交通网络的交织区域。例如，火车站周边往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和空间冲突地带。为了配合铁路的运行，城市不得不让渡大量空间用于站房、货运堆场和员工宿舍，这直接导致了传统商业街区的衰落与新兴“站前区”的崛起。有轨电车线路的铺设，虽然旨在提高公共交通的可达性，但也强化了特定沿线地段的价值，加剧了城市内部的阶层空间分化。 此外，我们还将探讨非机动交通（如人力车、自行车）在这一转型期的特殊地位。在规划者致力于为汽车腾出空间时，大量城市人口仍依赖这些传统或半传统的工具。这种多重交通系统的并存，使得近代城市的空间实践充满了功能上的不协调与视觉上的层次感。 第四章：制度化空间与非正式景观：租界、公共房地与平民聚落 近代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中心化”与“异质化”特征。外国租界的设立，提供了规划理念实践的“实验室”。在租界内，市政管理、土地制度、建筑规范都参照西方标准，形成了与周边华界截然不同的、高度规范化和商业化的空间形态。租界不仅是经济的中心，更是文化和规划思想的“蓝本”。 然而，更具普遍意义的复杂性存在于华界内部。本章将对比分析几种关键的空间类型： 1. 官办与士绅主导的“模范区”：这些区域通常是为实现特定政治或社会目标而建设的，如国民政府的部委所在地、大学校园或新式里弄住宅。它们代表了自上而下的空间秩序。 2. 城市基础设施的权力边界：水厂、电厂、炮台或监狱等设施的选址，往往暴露了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空间隔离和控制特定群体。 3. 底层平民的自发构建：在城市快速扩张和土地短缺的压力下，棚户区、里弄的非正式扩张、市场的小贩集市，构成了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但往往在官方规划中被忽略的“非正式景观”。这些空间展现了普通市民对既有秩序的规避、适应与再创造能力。 通过对不同空间类型的并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城市景观是官方意志、资本运作与民间生存智慧共同雕刻的复杂产物，并非单一现代性的胜利。 第五章：空间叙事与身份构建：近代都市的心理地图 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结构，更是被体验和被解读的文化符号。近代城市的空间转型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行为模式。 本章将侧重于对城市空间叙事的考察。知识分子笔下的“都市”形象，是进步、是堕落、是机会，还是陷阱？通过分析当时的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城市导览手册，我们可以重建近代人对城市空间的心理地图。例如，“马路”象征着现代性与开放性，“胡同”或“老城”则常被描绘为陈旧与闭塞的象征。 新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剧场、咖啡馆）的出现，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模式，尤其是性别空间的变化。女性开始走出传统的闺阁，在公园散步、在商场购物，这使得公共空间的规则与感知发生了微妙的重构。本研究将探讨这些新的“社会性空间”如何成为检验与重塑传统社会规范的场所。 结论：多重现代性的叠加与遗存 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多重现代性叠加的复杂过程。规划理念的引进与实践，既是现代化努力的体现，也暴露了制度的局限与社会结构的顽固性。城市空间不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进步”轨迹，而是一系列充满张力、妥协与遗存的叠加层。本书试图通过对空间实践的细致挖掘，为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一个立体而具象的观察视角，认识到今天中国城市肌理中，依然回响着那个充满动荡与创造力的百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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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地图本身的价值
评分湖廣地區對洪兵的作戰草圖
评分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地图本身的价值
评分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兼具，装帧精美大气，五星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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