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史部:儒林史传(共80册)》是收集保存儒学成果的大型丛书。她会萃两千余年儒学著作,以系统的著录体例,分门别类地予以标点、校勘和编排。她作为中国古代儒学成就之集成,可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永远滋养中华民族的心灵。今值《儒藏》出版之际,聊述因缘,以弁篇首。
儒学是中国的。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孔子集虞、夏、商、周优秀文化之大成,总《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树“仁义”、“诚信”之高标,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创立儒学,垂教万世。儒学生于斯,长于斯,昌盛于斯,亦曾一度衰微于斯。两千多年来,儒学是引导中国文化走向辉煌的指南北斗,是铸造中国文化特质的规矩准绳。她是中国文化之门、中国文化之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在国际范围内,人们一提起中国文化,首先想到的无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创立的儒学。儒学是中国的,中国也是儒学的。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欲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不认识孔夫子,不研究儒学,就不能得其门而入。
儒学是东方的。古代东方,北起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列岛,南到印支半岛、南亚诸国,伴随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徕远”外交方略的实施,东亚各国“成钧馆”(朝鲜)、“大学寮”(日本)、“国子监”和“国学院”(越南)等文教机构的设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学早已融人东方社会,成为东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重要部分;东方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用儒学治世,或以著书明理,与中华学人一道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理论和思想。因此,国际“汉学界”在讨论东方社会时,无不异口同声地称之为“儒家文化圈”。
儒学又是世界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的文化主流,儒学不仅影响了东方,而且辐射于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学是西方学者公认的世界文化“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学是开放性的,在历史发展演进的长河中,儒学不断以其“海纳百川”、“集杂为醇”的包容精神,融合涵摄了各种外来文化与文明,与时俱进,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长盛,学术之树常青。儒学在历史上不断兼容并包各家学术、进行自我创新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充满创造活力的历史,是人类文化宝库日新月异、不断丰富的历史,也是儒学不断影响和辐射世界的历史。她的经典和理论曾西涉流沙,远渡重洋,对近代思想启蒙和现代文明的形成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儒藏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作者: 王洪钧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4年5月 ---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关键而复杂的断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约公元220年至589年),旨在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儒家思想在这一历史巨变中的演变轨迹、适应性转型及其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遭受剧烈冲击,玄学、佛教、道教等思潮蓬勃兴起的“思想熔炉”时期。在此背景下,儒学如何维系其主体地位,如何吸收外来影响,又如何为新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支撑,是理解整个中古思想史的枢纽。 本书并非对某一特定“儒学典籍”的辑录或注解,而是一部宏观的历史叙事与精微的文本解读相结合的通史著作。它拒绝将儒学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将其置于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交织的动态场域中进行考察。全书结构严谨,分为上下两编,共九章,辅以详尽的索引和史料注释。 第一编:儒学的危机与重构(魏代至西晋) 第一章 汉末儒学的凋敝与士族阶层的崛起 本章首先描绘了汉末经学传统在军阀混战中面临的系统性瓦解。重点分析了经师体系的断裂,以及谶纬神学走向穷途末路的历史必然性。随后,探讨了以曹氏、司马氏为代表的新兴士族阶层如何通过“举孝廉”等制度,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并对儒学提出了新的解释要求。这一阶段的儒学,其生命力不再完全依赖于官方的独尊地位,而是越来越依赖于士大夫群体的个人修养和解释权。 第二章 玄学之兴:对儒家形上学的挑战与重塑 这是全书探讨的核心章节之一。作者细致区分了“玄学”与“儒学”的内在张力。玄学并非完全抛弃儒家经典,而是以《老子》《庄子》为参照,对《易经》中的义理进行“形而上”的再阐释。重点分析了“竹林七贤”与“洛社名士”在解释“有无”“名教与自然”问题上的分歧。书中详述了王弼、何晏对《周易》《论语》的注疏,指出这种解释路径如何削弱了传统儒家纲常伦理的绝对性,却也为后世儒学拓展了抽象思辨的空间。作者认为,玄学是儒学在面对哲学困境时的一种“自我解构式”的防御。 第三章 西晋统一:儒学在制度构建中的回归 西晋短暂的统一为儒学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复兴”契机。本章考察了西晋朝廷在法律、礼制、教育方面的重建工作。重点分析了《晋律》中对宗法、名分制度的强化,以及对“上品无奢,下品无浮”的社会道德规范的重建努力。同时,本书也批判性地分析了这种“复古”的局限性——当儒学被高度教条化、仪式化,并服务于巩固士族特权时,其内在的道德感召力是衰退的。对张华、裴頠等人的思想贡献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探讨他们试图调和玄学思辨与儒家实用政治的尝试。 第四章 门阀政治与儒家伦理的异化 本章深入探讨了门阀制度对儒家“公义”精神的侵蚀。士族的婚姻、门第观念如何凌驾于传统的“学问与德行”标准之上。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最终异化为维护家族利益的工具。章节对比了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在政治参与中对儒家“忠”义的表达方式,揭示了在权力固化的背景下,儒家伦理如何被“政治化”和“贵族化”。 第二编:南北对峙中的儒学适应与融合(东晋至南朝与北朝) 第五章 东晋的偏安:礼乐的流亡与精神的维系 东晋政权建立在对中原文化正统性的继承宣称之上。本章着重分析了南渡士族如何通过重建东晋的礼乐制度,尤其是对“礼”的强调,来维持其文化优越感和政治合法性。重点梳理了王导、庾亮等人在朝堂上对儒家经典的引用模式。对顾恺之、范宁等人的思想进行梳理,指出在“偏安”心态下,儒学更多地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符号而非积极的社会改造力量。 第六章 佛教的冲击与儒学对“来者”的接纳 这是全书中最具张力的部分。作者不回避魏晋南北朝儒学在面对佛教兴起时的被动局面,而是探讨儒学“被动反击”中蕴含的创造性。重点考察了针对佛教“虚无论”的回应,如地论学派内部对“缘起性空”与儒家“实有”观的争论。本书特别分析了早期儒家学者在辩论中如何借鉴佛教的逻辑思辨方式,反而提升了自身哲学的精确性。例如,对“三教”并行讨论的初期形态的考察,显示了儒家开始以更具包容性的姿态面对外部挑战。 第七章 南朝的士人政治与“经学”的精细化 南朝时期,由于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儒学进入了精细化、学术化的阶段。本章聚焦于南朝宫廷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注疏工作。重点分析了宋、齐、梁时期在《五经》研究上的“家法”确立,如范晔的史学观与儒家史学的关系。考察了沈约、周颙等人在声律、音韵研究中对儒家文献的运用,揭示了儒学如何渗透到文教的方方面面,尽管其政治影响力已不如汉代。 第八章 北朝的文化融合:胡汉冲突与儒学的“实用化” 北朝的特殊性在于,儒学必须适应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本章着眼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后,儒学在“移风易俗”中的角色。分析了儒家伦理(如孝、悌、忠)如何被用作同化汉族传统与草原习俗的粘合剂。重点考察了李谧、崔光等人在制定北朝礼仪、律法、教育制度时,对儒家经典(特别是《孝经》《论语》)的直接采纳和简化应用,探讨了儒学在适应异质文化时的“实用性”胜利。 第九章 结语:中古儒学的遗产与隋唐的潜伏 本书的总结部分,回顾了魏晋南北朝儒学在形上思辨上的不足、在制度构建上的局限,但也高度评价了其在维护文化传承和提供哲学工具方面的关键作用。指出正是这一时期的曲折探索,为隋唐之际儒学吸收玄学、佛学的成果,最终在宋代完成“理学”的重建,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魏晋南北朝的儒学,是一部充满挣扎、妥协与创新的史诗。 --- 本书特色 1. 动态史观: 摒弃将魏晋南北朝视为儒学“衰落期”的传统观点,将其视为“转型期”和“适应期”,强调儒学在危机中的生命力。 2. 跨学科视野: 将儒学研究置于玄学思潮、佛教传播、士族制度、民族融合等多个维度交叉审视,避免了孤立研究的弊端。 3. 文本细读与宏观把握结合: 在叙述整体历史脉络的同时,对王弼注《易》、范宁《春秋》义疏等关键文本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 4. 避免概念的现代性投射: 严格依照当时的语境和经典,审视中古士人对儒家概念的实际理解,避免用后世(如宋明理学)的框架去衡量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