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时，弗洛罗夫斯基获得了金质奖章，并于1911年考入敖德萨新罗西斯克大学的历史语文系。在大学期间，弗洛罗夫斯基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除自己的专业外，他还研究哲学史和自然科学。1916年，弗洛罗夫斯基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并作为储备师资力量留校接受培养，开始在该校著名心理学家兰格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并于1919年正式成为该校哲学和心理学系的编外副教授。然而，弗洛罗夫斯基只在新罗西斯克大学工作了一个学期，由于十月革命导致的苏联国内政治危机使得当时的科学教育活动无法正常进行，1920年，弗洛罗夫斯基举家永远地离开了祖国，开始了长达近六十年漂泊于欧洲和美国的侨居生活。在欧洲，弗洛罗夫斯基居无定所，先后辗转于保加利亚索非亚、捷克布拉格和法国巴黎。

从1923年起，弗洛罗夫斯基开始在布拉格卡尔洛夫大学的俄国法律系和高等商学院讲授俄国文学史，通过了题为《赫尔岑的历史哲学》的硕士论文答辩，并开始进行神学研究。1926年，弗洛罗夫斯基应邀前往巴黎，受聘成为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教父著作研究教研室的教授。当时与他一起在巴黎神学院共事的有很多都是俄罗斯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代表了20世纪俄国宗教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其中包括卡尔塔绍夫、维尼阿明主教、布尔加科夫和津科夫斯基等。1932年，弗洛罗夫斯基接受了神职，其东正教神学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最终形成。1939年夏，弗洛罗夫斯基去了贝尔格莱德，却不巧在那里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整个战争期间他都不得不生活在南斯拉夫，直到1946年才得以重返巴黎，但教父学教研室已经被基普里安修士大司祭所主导，他只能教授道德神学。1948年，弗洛罗夫斯基移居美国，成为纽约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的教授，1951年开始担任该学院系主任职务，并着手进行学院教育体制改革，改用英语进行授课。后因教会保守势力对改革的百般阻挠，他被迫离开神学院，于1956－1964年在哈佛大学东方教会史系任教。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弗洛罗夫斯基还积极参与普世教会运动，并当选为该运动主要机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从哈佛大学退休后，他受邀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神学和斯拉夫学系的客座教授。1979年8月11日，弗洛罗夫斯基在普林斯顿逝世，葬于特伦顿圣弗拉基米尔大公教堂的墓地。

弗洛羅夫斯基在本書中探討基督教與文化關係的問題，他試圖指出教父們以往曾出色地完成了希臘羅馬文化的基督教化，並為未來的基督教徒留下寶貴的遺產。因此在面對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文化的世俗化危機時，弗洛羅夫斯基呼籲回到希臘教父，從中尋找解決危機的資源，按照基督教的方式改造它。 和希臘羅馬文化一樣，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之間的差別非常明顯。基督教在中國遇到的問題與其在希臘教父時間所遇到的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教父們的經驗對基督教在中國的處境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弗洛羅夫斯基所堅持的「教父精神」可以成為漢語基督教神學建設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