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男，汉族。1964年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县，198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系，获博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任副所长、研究员，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专职教授。

一直工作于原社会考古研究室，曾参加过江苏吴县五峰山、深圳咸头岭、河南汝州李楼、灵宝北阳平等遗址的发掘工作。目前主持或联合主持中澳伊洛河下游地区和河南灵宝铸鼎塬聚落考古两个学术项目。并撰写了共近百篇（部）发掘报告、论文、译文和专著。

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新时器时代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中国史前社会生活史。

主要代表作：

一、专著：

1、《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2、《考古随笔》,文物出版社2002年。

3、《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英国 Duckworth 出版社2003年（合著）。

4、《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瑞典东方博物馆专刊2004年（合著）。

5、《考古学的历史、理论、方法》，文物出版社2004年（合译，主持翻译，总校）。

二、论文：

1、《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5期。

2、《史前的头骨穿孔现象研究》，《考古》1996年11期。

3、《玉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再论中国文明起源》，《考古求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4、《内蒙古巴颜淖尔的史前遗存—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资料研究之一》，《考古学集刊》11集，1997年。

5、《河南灵宝北阳平遗址调查》，《考古》1999年12期。

6、《中国古代的剥头皮风俗及其他》，《文物》2000年1期。

7、《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刘莉、陈星灿：《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8、《黄河流域的农业起源：现象和假设》，陈星灿，《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9、《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的试掘》，陈星灿，《考古》2001年11期。

10、《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陈星灿，《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11、《从悉尼到萨拉热窝——考古学与欧洲地位的百年回顾》，陈星灿，《考古与文物》 2002年第6期。

12、《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陈星灿，《考古学报》2003年2期。

13、《“失落的文明”与失落的选择》，陈星灿，《读书》2003年第4期。

14、《胡适与安特生——兼论胡适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考古学的看法》，陈星灿，《考古》2004年第7期。

15、《夏鼐与张光直交往的一点史料》，陈星灿，《万象》（总第六十五期 第六卷） 第十期 2004年10月。

目录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

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

中国远古文化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的评述

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

是谁最先认定中国有石器时代

蒙特留斯与中国考古学

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安特生致瑞典王太子的信及其释读

陈梦家致高本汉的两封信

跋新发现的杨钟健哥安特生交往的一点史料

李济与安特生——从高本汉写给李济的三封信谈起

裴文中与安特生——跋新发现的裴安通信

胡适与安特生——兼谈胡适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考古学的看法

《甘肃考古发现》与《甘肃考古记》——一个学术史的问题

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从学者到学者的回归

安特生先生半个世纪以前的一封信——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八十周年

安特生当年发掘的文物是如何运出国的

张光直课堂笔记所见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片段

夏鼐与张光直交往的一点史料

跋夏鼐先生给安志敏先生的一封信——纪念考古学家夏鼐、尹达和安志敏先生

旧闻新读——考古人类学界的人和事

高本汉与广州中山大学——跋一封新发现的中山大学致高本汉的聘请函

丁文江的古史观——跋丁文江和安特生的两封通信

前言：

这二十多篇文章,是我过去十年学习中国考古学史的一点心得。

2001年9月18日,“ 九一一”过后的第七天,我应时任瑞典东方博物馆馆长马思中(Magnus )博士的邀请,从美国波士顿飞越大西洋，到东方博物馆作短期学术访问。马思中博士邀请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协助他举办一个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的大型展览，二是合作写一本与展览配套的馆藏中国史前文物的大型图录。基于这两个目的，到2004年9月4日“中国之前的中国”展览开幕之前，我又三次访问该馆，翻拍和阅读了馆藏(J.G..Andersson)和安特生高本汉(B.Kadgren)先生的通讯档案,观摩了安特生带回瑞典的中国史前文物，对东方博物馆和安特生等瑞典学者20世纪前半中国考古学的关系有了更加深人的了解。由于种种原因,展览比我们原来计划的规模要小，中英文对照的大型图录没有写成。最后只请东方博物馆的Eva Myrdal博士写成了瑞典文的同名图录。展览完全依据安特生在中国考古的采集品展开。为了让读者了解这批采集品的来龙去脉,我和马思中博士赶在展览开幕之前,出版了《中国之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与中国史前史的发现》一书(中英文双语版,斯德哥尔摩,2004),算是为观众了解这个展览尽了一点心力。尽管我过去写过一本《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社科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自觉对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略有所知,但是为了写好图录并办好这次展览,还是很认真地阅读了东方博物馆的大量馆藏档案,特别是安特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中国前辈学者的通信,得到许多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

本书收录的许多文章,比如有关蒙德留斯(Oscar Montclius)、安特生、李济、胡适、丁文江、杨钟健、裴文中、高本汉、陈梦家等等的论述便是以东方博物馆馆藏档案为依据撰写的,它们也为撰写《中国之前的中国》做了准备和铺垫。必须说明,这些文章多是与马思中博士合写的,感谢他允许我把这些文章收人本书。这本书是我们多年合作的美好见证,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中瑞考古学界在21世纪继续合作的象征。

本书其他文章,有的是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早期研究的讨论,有的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心路历程的分析,还有的是对中国远古文化某些关键问题的述评,多少都反映了我对⒛ 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认识。剩余的那些篇章,也多是根据档案(包括田野考察笔记、日记、通信等)撰写的。关于李济晚年在台大教书的故事、夏鼐和张光直交往的故事,均是根据张光直先生的夫人李卉师母惠示先生的手稿和通信写成;而有关夏鼐、尹达和安志敏的故事,则是根据安志敏先生保存下来的一封通信写成。和前述根据东方博物馆档案写成的文章一样,这些文章水平不高,收录在这里是为了保存史料,这也是我写作这些文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