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二十年一觉迷电影（蔡登山）

[我学的是中文，但却在电影圈工作二十余年 / 班上的男同学几乎都服了预备军官役，我却去当二等大头兵 / 我深入思索电影的宣传企画 / 说到与新闻局抗争，我有极为丰富的经验 / 后来结集成《往事已苍老》 / 梦醒时分，从此回到文史界来了]

唐达成与丁玲的《中国》（陈为人）

[《中国》是丁玲留给文学界的一份遗产 / “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 王蒙的长袖善舞和唐达成的职务无奈 / 当年的矛变成了如今的盾 / 汉姆莱特遭遇堂吉诃德 / 《中国》是又一个“娜拉出走以后又怎样”的故事新编 / 看不见的收藏]

1992到1996：《东方》纪事（傅国涌）

[《东方》的创刊 / 《东方》风格的形成 / 《东方》的生存 / 《东方》的作者 / 《东方》的编者们 / 《东方》的读者]

记忆，与祖父刘文辉有关（刘世定）

[酥油和糌粑 / 经堂 / 周总理来家中]

文学往事堪回首（聂鑫森）

[墨写的字斧头也砍不掉 / 他不但不赞扬，反而是眉宇愁结 / 他手背上凸起蚯蚓般的筋络，是青紫色的 / 葛洛先生是延安时代的人 / 有一次竟因无法说服对方，而差一点动手打架 / 他矢志如一地恪守在中药、中医一隅 / 好在此头尚留]

贫瘠的精神食粮（陈晓风）

[一夜间颠倒的秩序 / 同学分化为阶级 / 我是啥出身 / 串联 / 轻狂红卫兵 / 父亲也成“反革命” / 沉重的档案 / 精神杀手 / 当了逍遥派 / 自学第一步 / 独来独往 / 狂热像章收藏 / 白与蓝的青春]

布吉舞者（邹波）

[龙舞者才跳了三年，星探认为他们快乐，单纯，健康 / 旁边立刻站满了想“扣仔”的女生 / 善于模仿碟片中的黑人街舞，将黑社会的元素融到舞蹈里，有时让保守的文化馆女老师尴尬 / 还有黑社会带着电棍又来打一次，就很绝望 / 夜场多，街舞队留出自由懒散的上午 / 女孩子嘛，若要爱持久，就得持久花钱，这就是深圳 / 大招一出，天下响应，人家就觉得钱没白给 / 他外表很酷，但走路松垮，一看什么武功都不会 / 女人力量用在水平方向，拼命摆，男人的力量更能用在垂直的方向]

飘浮在城市上空（赵柏田）

[歌唱的年代 / 没有开启的门 / 办公室里 / 紧急通知 / 一张集体照 / 赶火车]

1966年的最后一场足球赛（刘齐）

[我跨坐在双木身后，看他瘦削的双腿一上一下倒动 / 背后讲究女孩子，特别是讲究女孩子的身体如何如何 / 热乎乎的女孩身体与我的后背接触了一下 / 头顶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喧哗声、叫卖声 / 他就是我和双木少年时的偶像]

职校校长（吴佳骏）

[校长在成为校长之前，吃过很多苦，拉过板车，摆过地摊 / 台下坐着的教师，盯着这个高傲的风骚女人，彼此使个眼色，掩嘴嗤嗤地笑 / 在他眼里，个个教师都是有阴谋的人，企图瓜分他盘子里的一块饼 / 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总是藏着一把菜刀，有时是一截钢管 / 黑黑的相框，框着一张青春的脸庞 / 大家开始偷奸耍滑，巴结校长 / 校长被公安机关以非法集资和诈骗罪名，抓捕入狱]

我们时代的青春偶像（崔俊臣）

[几个月的革命冲动，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 犹如左右摇摆的时钟，革命到了它应有位置的时刻了人士 / 难道无权无势的奋斗者总也得不到他心仪的女人的青睐]

风动花开的日子（蒲公英）

[我是移栽在异乡的植物 / 那种恐惧，那种绝望，成为纠结在心底的一个醒不过来的梦魇 / 一个年轻的老师被警察铐走了 / 男老师与女学生之间的关系从此成了学校最敏感的神经 / 我一度迷上了一个不知其名的高年级男生 / 他痛不欲生，我伤痕累累]

致右派儿子（曹翊）

[你说要努力学习，早日结束教养 / 好好改造，早日结束，那才是根本解决问题，望你深深体会此意才好 / 你要快包寄烟，梦话。你与社会隔绝久了 / 烟叶北京无处搜寻 / 有人找到将军元帅部长的门路 / 纵然是夫妇关系，一方也无权单独处理对方的东西 / 非过年才供应的酒还留着 / 你的儿子是高级知识分子，抛了四十数五十的人了 / 以后我要叫你天字第一号混蛋，简称“天字一号”或“浑天一号” / 那就是家家无钱，人人穷困 / 我还有20斤全国粮票，想寄给你 / “必须彭真批准” / 我愿意你找个老婆，更愿意你早些回来 / 在你安静等待期间，如有合适的女人，我定会替你作成 / 户口问题，我写给《人民日报》的信 / 你想再成个家以便脱离教养所，我认为也可死心了 / 这里前些日子“文化大革命”搞得热火朝天 / 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出现过毛主席这样一个人 / 几个月工夫，革成个穷光腚，被褥、衣服全革光了 /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我也被通知参加了 / 我眼接近瞎了 / 你养不起我，我自备生活]

《良友第10辑》以《风动花开的日子》为书名，这也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名，如同这个题目所显示的，仍与青春记忆有关，关于青春，关于校园，对于作者来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切都是她内心的一个禁忌，她拒绝回忆，也执拗地不与当年的同学联系，轻易不去碰触那一部分记忆，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它们，彷佛那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潘多拉盒子，只要掀开盖子，懵懂岁月里那些朦胧青涩的爱恨情仇和挣扎疼痛就会奔泻而出，将她从头到脚地覆盖和淹没。那时候，少年气盛的她没有勇气面对那个惊慌失措灰头土脸冲动倔强的自己。于是，只有逃走。可逃走的是身，逃开的是熟悉的人群，却逃不掉自己，逃不掉心。多年之后，她的梦境开始一次又一次朝着故乡的方向飞翔……

如果说蒲公英的《风动花开的日子》讲述是的青春记忆给自己心灵抹不掉的痕迹，那么邹波的《布吉舞者》则把当下都市里一个边缘青春群体的挣扎：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汗水，他们在“街舞”中的身影，和他们的遥遥无期的爱情：

谈到爱情有点黯然，他们那么帅，喜欢他们的女孩子自然不少，但那又怎样，男女关系，一说就说到没法说的地步——好比农民谈到贷款，没啥可说的，就是贷不了——女孩子嘛，若要爱持久，就得持久花钱，“这就是深圳”……

青春的记忆是永恒的，与上述记忆不同，刘齐的《1966年的最后一场足球赛》可以看做另一历史年代里的“风动花开的日子”，陈晓风的《贫瘠的精神食粮》和崔俊臣的《我们时代的青春偶像》则讲述了疯狂岁月里的青春记忆，譬如崔俊臣记忆或说心灵深处的革命与成长：我们曾经经历了“革命就是一切”的年代，可后来也看到了“革命一无是处”的时候，也许，犹如左右摇摆的时钟，革命到了它应有位置的时刻了。保尔经历的可以说是“革命就是一切”的时代，但是它绝非一无可取，为了社会革命，也是为了社会公平及多数人的幸福，革命者艰苦卓绝、义无反顾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傅国涌的《1992到1996：〈东方〉纪事》，详尽记录了九十年代曾引起知识分子关注的《东方》杂志的诞生与结束：放在整个中国期刊史上，一共只出了19期的《东方》与老牌的《东方杂志》诚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放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方》的意义却不可小看，正是《东方》在1990年代重新开启了人文思想期刊的新路，强调民间性，由思想文化入手，兼容并蓄，着力办成一个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变革进程的媒介，这是一条《东方》重新开启的道路。与1949年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期刊不同，与1980年代的那些期刊不同，它接续了20世纪前半叶《东方杂志》的传统，虽然没有《东方杂志》博大、厚重，更没有《东方杂志》那么长寿，严格地说《东方》只存在了三年，短短的三年……

作为在1989年秋天离开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一职的唐达成，在他作为党组书记的任上，大型文学杂志《中国》的停刊，被许多人认为他要承担主要责任，譬如牛汉，直到多年后，虽然大家都离开职业位置多年，在一个聚会上，牛汉仍直对着唐达成大声嚷：我不原谅我不原谅。陈为人的《唐达成与丁玲的“中国”》对此事件从“唐达成的角度”给予了详尽的叙述：唐达成说：《中国》的问题，说千道万，不论这一方如何强调，是因为舒群、刘绍棠纷纷退出，因为内部的分裂，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不论那一方如何宣称，是由于宗派的斗争，是因为丁玲的去世，才扼杀了《中国》的生存；或者更深一层说，是由于《中国》刊登了那么多先锋的、激进的作品，触动了政治上某根敏感的神经；等等等等，应该说，这所有的一切，也都可列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决定一切的不是上层建筑，而是经济基础。是经济原因，使《中国》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最近几年，蔡登山因他的民国文人系列而引起读者的关注，如《张爱玲与〈色戒〉》《鲁迅爱过的人》《民国文人身影》《那些才女们》等等，其实最初的蔡登山是从事电影业的，他的《二十年一觉迷电影》回顾了他青年时代作为电影从业人员的青春梦，二十年后——1997年他离开电影公司，用他的话说，总算梦醒时分，从此回到文史界来了。同样回顾自己文学历程的还有聂鑫森的《文学往事堪回首》，也可以看做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位作家的心路历程。

赵柏田的《飘浮在城市上空》和吴佳骏的《职校校长》则描绘了当下时代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气质，譬如《职校校长》一文里的校长：校长是个中年男人，个头不高，体形富态。整天西装革履，大热天，颈项上的领带，也没取下过。一头后披发，油光可鉴。左手腕上戴块钨钢表，无名指和中指上，分别箍着一个铂金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年四季，他的身上都喷满香水，无论谁从他身旁走过，都会被浓浓的香气所淹没。尤其是那些女教师，从他身边经过时，都要故意张大鼻孔嗅嗅，假装陶醉的模样……

其实，本辑《良友》中最打动我的还是曹翊的《致右派儿子》，在持续多年的父亲给儿子的通信中，能读到历史的真实，更能读到一个父亲的苦涩的内心：“现在北京的吃头，比去冬又差多了，你父亲虽然有病，春节后没吃到一口肉，平常吃饭还得卷干菜。今后你不要再寄钱了，把你的收入都自己用了吧，三块五块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只有你好好改造，结束教养，恢复自由，有了工作以后，才有这个指望。我的心里老早就被你填上了一块不治之症，随后你又把我心里给楔上了一个钉子，把那块病钉得牢牢的。日子久了这个钉子有些活动，你怕它掉出来，又把钉子旁边楔上一个砦子，这样我就得把这块钉牢的病带到火葬场去了……”这仅仅是其中一封的一个片段，作为父亲，从北京一封封不断的寄给在劳改农场中的右派儿子的信，给那个年代留下了不可复制的生活“信息”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