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經由隋靜琬（即智苑）發起刻造。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自隋大業（605-617）年間開始籌畫，至唐貞觀十三年（639），刻完《涅盤經》後即圓寂。據考證，靜琬除刻《涅盤經》外，還有貞觀八年所刻《華嚴經》，以及嵌於雷音洞四壁的《維摩經》、《勝鬘經》等經石146塊。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謂導公、儀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開元年間，由於帝室的支持，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經堂）下闢新堂兩口（即今第一、二洞），鎸刻石經。中晚唐時期，由於當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後刻有石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於九個石洞。

唐末五代戰亂，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

至遼代繼續鎸刻。據清寜四年（1058）趙遵仁《續鎸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藏於石洞中的石經數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寜三年，有續鎸造《般若經》80捲，計碑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捲，計碑360塊。此乃就所刻般若、寶積二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清寜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應是161部，656捲，經石（缺佚除外）約1084塊。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小碑4080片。其門人善銳、善定在天慶八年（1118）於雲居寺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並造壓經塔以鎮之。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

金代續刻石經始於天會十年（1132）。後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大都王經》1帙（10捲）；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1138-1149）間，有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寜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劉慶餘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皇統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劉丞相夫人、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餘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

元代石經的鎸刻又告停頓。

明代朝廷修理瞭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曆、天啓、崇禎年間，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龍、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畫中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麵新開一小洞，砌石為牆，將所刻經碑藏入，著名書法傢董其昌為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第六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據近年統計，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得藏經碑1.4萬餘塊。

《房山石經》這部自隋唐以來綿續一韆多年沿刻的佛教經典，在佛教研究、金石書法、政治曆史、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麵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曆史資料，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明清以來，已引起學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它的價值。但均從碑刻書法著眼，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 1956年起，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麵整理與拓印。

首先從《房山石經》的學術價值來說，它是校勘曆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據唐代開元二十八年（740）王守泰撰《山頂石浮圖後記》記載，開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請玄宗賜大唐新譯經四韆餘捲，送往石經山作為刻經底本之用，而且是由當時的佛教版本目錄學專傢、長安崇福寺沙門智升親自護送的。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開元大藏經的目錄《開元釋教錄》完成之年。所以這四韆餘捲用作刻經底本的賜經，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欽定開元大藏經》，而《房山石經》的唐刻部分保留瞭這部唐代宮廷大藏經的原貌。

我國曆代雕印的漢文大藏經，加上朝鮮半島、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內，約有三十餘種。目前留存於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鮮半島於1236年開雕的《高麗大藏經》再雕本。這部《高麗大藏經》在刊印時的主要校勘本是《契丹藏》，而《契丹藏》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傢視為「夢幻」般的一部藏經。近年來根據研究，《房山石經》的遼代刻經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這一事實已被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契丹藏》所證實。 《房山石經》的遼代刻經實際上是一部《契丹藏》的覆刻本，這不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因此，《房山石經》所用的兩個底本，在今天都是絕世不傳珍本，所以它是校勘曆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尤為可貴的是，《房山石經》中還保存瞭六十餘種各種大藏經沒有收入的經典，這些佛經不是曆代相傳已經佚失的，就是未曾有過記錄的譯本。

其次，從《房山石經》的文化價值來說，絕大部分的石經鏤刻技術精湛，書法秀麗嚴謹，不僅是最有價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國書法和雕刻藝術的寶庫之一。通過曆代不同書法風格的石經，可以看齣我國書法變遷的曆程。有些經版上齣現的綫刻佛、菩薩、天王、脅侍、飛天、花草等藝術形象，生動而豐富地錶現瞭當時幽州地區民間藝術的風格。

再次，石經經文後附刻有約六韆則的施刻人題記。這些題記反映瞭當時幽州、涿州、範陽等十餘州郡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工商業發展情況。在施刻人中，有不少是曆代的文武職官。他們的職稱和官銜，有的可補史籍記載之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證。題記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貫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鎮、城坊等的記錄，對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區的政治區域規劃，提供瞭十分有用的資料。

以上資料根據【華夏齣版社】與【中國佛教信息網】房山石經介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