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情況

1957年生。

現為中山大學係教授（博士導師），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

1977年至1980年，中山大學中文係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

1980年至199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1990年至1992年，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992年至2001年，深圳大學中文係（副教授、教授）；期間於暨南大學中文係攻讀並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導師：饒芃子教授）

主攻現當代文學史以及文藝學。

開設課程

本科：現當代文學史、美學、美術史十講、理論與作品、魯迅小說導讀

碩士：中國美學史、明清小說評點研究、古代文論、現代文論

博士：中國文藝思想史專業研究、現代文論專題研究

主要著作

《符號?心理?文學》 廣州花城齣版社，1985年版。

《傳統與中國人》（與劉再復閤著） 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

《邊緣解讀》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

《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北京大學齣版社，1999年。

《罪與文學》（與劉再復閤著），牛津大學齣版社。香港，2002年。

主要論文

《宗法新解》，刊於《九州學刊》1991年7月，4捲2期。

《日本朝幕製與中國帝製》，刊於《學人》第十一輯，江蘇文藝齣版社，1997年6月。

《建立小說的形式批評框架》，刊於《文學評論》1997年第三期。

《論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的文學自覺》，刊於《文學遺産》1998年第四期。

《敘事文結構的美學觀念》，刊於《文學評論》1999年第二期。

《敘事文理的章法》，刊於《學人》第十四輯，江蘇文藝齣版社1998年。

《海外經驗與新詩的興起》，刊於《文學評論》2004年第四期。

學術交流

1990年12月，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係和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研究一年。

1996年赴颱灣參加“中國現代文學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1998年10月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參加“金庸小說國際學說研討會”。

2004年6月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參加“圖像與國傢疆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5年6月赴香港城市大學參加“傳統文化與華文創作研討會”。

林崗《邊緣解讀》序

劉再復

一九八八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破格提拔一批年青的副研究員，文學所選中瞭兩個人，一個就是本書的作者林崗，當時三十一歲，錢锺書先生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給我，說“林崗提得對”。能得到錢先生如此關切和肯定，很值得高興，然而，當我把這一訊息告訴林崗時，他隻覺得不好意思。當時林崗和我閤著的《傳統與中國人》已經齣版，他的思想者特色已經顯露齣來，但他隻覺得甚麽事也沒做。

八十年代是中國思想界從死寂中醒來的年代，處於這一年代的北京，到處都有年青思想者的部落。甘陽主持的“學術文庫”(三聯吉店)編委會，就是一個大部落，林崗也是這一部落的成員。我天生喜歡獨立的思想者。在“思想者種族”(收人《西尋故鄉》)一文中，我說我在巴黎第一次看到羅丹的《思想者》原作時，激動得眼淚簌簌流下，這是真的。人類社會的思想者種族，沒有國界，沒有偏見，他們天生一個愛質疑愛提問的腦袋，喜歡麵對人類的生存睏境沉思。我喜歡一切思想者，特彆是被稱作“異端”的思想者，即使我不同意異端的內涵，也絕對尊重異端的權利。我一直認為，隻有歡迎異端部落的存在，我們這個星球的身體和靈魂纔能贏得健康。因此，“讓思想者思想”，一直是我內心最熾烈最重要的口號。

我特彆喜歡林崗，正是因為他很有思想，完全是一個獨立的思想者。他天生有一種品格，就是思索的冷靜和中肯。他雖齣身高級乾部傢庭，但樸實得像個小農民，他的纔氣和貴族氣深藏於內心，不喜歡外露，更不喜歡自售。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屬於孔夫子所說的那種大智若愚的“剛毅木納”者，天然地和那些“巧言令色顯於人”(孔子原句“巧言令色鮮矣仁”)者劃清瞭界綫。在北京時，我身處學術界的中心地帶，痛切地感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的風氣太盛，刻意錶現學問姿態的人太多，而深沉關懷中國和人類社會的人太少，這正如李澤厚兄所說的，年青一代學人“聰明有餘，誠實不足”。看清新一代學人的弱點，便覺得林崗的氣質真如“鳳毛麟角”，實在難得。林崗生活在文學研究所的“文人”包圍之中，卻與一般的文人不同。“文人”執著於自己認為是至高無上的文學評議事業，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人也有緻命的弱點，這就是無論甚麼時候都需要有人欣賞，而且為瞭顯示清高而常常刻意地迴避社會政治，因此便不免帶上一身酸氣。而林崗則完全沒有酸氣：他一麵執著於近代文學史的專業研究，一麵又把眼光放到文學專業之外的曆史學、哲學、社會學和中西文化糾葛，此外，他對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曆史道路又真的下功夫進行認真的思考，當我第一次與他接觸的時候，我便被他的思想視野所吸引。正是他告訴我(也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勸告)，我們處於世紀的末期，正好可以對本世紀在社會上流行過的而且也是被我們的心靈接受過的基本觀念進行一些反省與思考。我們可以而且應該對曆史重新理解，尤其是那些對我們的命運影響至深至巨而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觀點，很可能不過是些“先人之見”，更應當重新理解。人文學術的推進，其實就是在這種“重新讀解”中獲得的。世紀的末期，既是一段曆史的終結，也是時代給予思想者的契機，更是冥冥之中賦予思想者的責任。他的這一想法與我的心思完全相通，當時我很奇怪，這個沉默寡言的“小農民”竟會想得如此之深，所思所言實在不同凡響。林崗的這些想法，後來錶現在他的《激進主義在中國》、《日本朝幕製與中國帝製——近代激進政治革命的製度根源》、《民族主義、個人主義與五四運動》、《社會轉型時期的倫理、意識形態的衝突》等論文中，這些論文我每篇都讀，可以說，每篇每段都很有思想！林崗敘述這些思想時，非常乾實非常質樸，但卻包含著很有說服力的見解，先不說他對激進主義思潮的反省和對近代激進政治革命製度根源的揭示，僅是《社會轉型時期的倫理、意識形態的衝突》一文，就使我讀後感慨不已。我覺得，在澤厚兄的思想理論中，他所揭示的曆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是最為深刻的，可惜認真探討這對悖論的人很少，也感到在揭示這一悖論之後如何處理這一悖論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而林崗這篇論文卻給我一種啓迪，即解決這一悖論重點的是正視深藏於曆史舞颱幕後的那個導演——欲望，然後從消極的“壓抑欲望”走嚮積極的“駕馭欲望”與“製衡欲望”，在市場導嚮型的大改革中突破倫理格局，建設齣具有嚴格疆界的製衡形式。

我比林崗年長十六歲，但在思想對話的層麵上，我和他總是站在同一地平綫上，並不覺得自己是思想者分部落的首領，也因此我和他進行瞭兩次學術上的閤作，第一次是從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閤著《傳統與中國人》：第二次是一九八八年之後的“文學與懺悔意識”。前者已經完成，後者因為滄海之隔的限製，隻完成瞭一半；一九八六年前後，是我最繁忙的年月，盡管努力讀書思考，但生命畢竟被行政事務所割切，因此，《傳統與中國人》隻能由林崗擔任主要執筆者的角色。當時我們對於“傳統”采取“批判”的基本點，這是因為我們在討論中共同達到一種很堅定的認識，這一認識用一句素樸的話來錶述，就是傳統文化對人要求太多，而求之太多的結果是做不到(喪失主體)，做不到還要做(強作主體)，便形成對人性腐蝕得最厲害的虛僞性格。書中對主——奴根性的批判和對阿Q性格的批判，都與我們對傳統的這一認識有關。在閤作的過程中，我深感到林崗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熟悉和他的不入俗套的見解。第二次閤作則是文學問題的閤作。一九八八年，林崗和我對中國現代文學問題的宏觀思考已經基本成熟。這些思考的內涵甚繁，但大體上是我們覺得，中國現代文學隻有“世俗視角”，而缺少“超越視角”，因此現代文學的敘事結構往往是追究“誰是凶手”、“誰是曆史罪人”的問題結構，在此種結構之下，作傢缺少的是對“無罪之罪”的領悟。因此，現代文學便缺乏形而上的品格。基於這一看法，我們認為有必要藉用“懺悔意識”這一概念，通過這一概念，我們希望中國作傢能對“無罪之罪”即“共犯結構”有所領悟，然後擺脫本世紀文學意識形態化和過於現實化、政治化的傾嚮。這些認識，林崗一方麵在《二十世紀“現實傾嚮”文學的曆史迴顧》、《私情與革命文學》等論文中單獨地作瞭錶述，另一方麵在與我閤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政治式寫作》等論文中也作瞭闡發，我們將會共同把這一課題繼續進行下去。

從一九八七年完成《傳統與中國人》到本書《逞緣解讀》的齣版，整整過瞭十年，這十年中，林崗在海內外繼續深造，眼界已進一步打開，有心人如果能通讀本書的全部文字，一定會看齣這位不事宣揚的思想者其內心世界是何等豐富，而且也會對於大陸學術界深層的活力有所認識，並從而獲得對未來的信念。

一九九七年九月於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