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生态学阐释》从生态角度对先秦儒家、道家、墨家、《管子》、法家等各家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生态学阐释》主体部分的每一章以先秦某一学派的经济思想为中心展开论述，自成体系，分别围绕思想根基、生态因子在各个经济思想领域的具体体现以及对当代的启迪展开。在分析了先秦诸子“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和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等思想根基的基础上，《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生态学阐释》肯定了蕴涵在先秦诸子经济思想中的生态因子，如顺应天时与节气的生产观、倡导“知止”与“知足”的节俭消费观、注重“和”因素的以薄税为中心的赋税思想和上下兼顾的分配思想等，并对这种思想的当代意义进行了分析。
《秦汉大一统与前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基于地方志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图书简介 一、 导言：研究的缘起与核心议题 本书聚焦于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时期——秦汉帝国的大一统进程，以及这一宏大政治结构下所引发的深刻社会结构性变迁。传统的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中央集权的构建、政治制度的演变或经典的文献诠释。然而，本书试图跳脱出传统的“庙堂叙事”，转而深入探讨大一统在地方层面、在社会肌理中是如何被感知、被适应，并最终重塑了前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 我们的核心关切在于：秦汉的统一不仅是疆域的整合，更是一场涉及人口流动、土地制度重构、社会阶层分化与文化认同重塑的复杂过程。这些变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地方精英、自耕农、游民乃至边疆部族的日常互动与适应中缓缓展开。为捕捉这些微观的、动态的、往往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细节，本书深度依赖于区域性的史料——地方志（尤其是早期汉代的郡国志、后期的州县志）与同期出土的文献（如简牍、碑刻、画像石等）。 二、 理论框架与史料基础 本书的理论基础融合了社会史、环境史以及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研究的视角。我们认为，大一统的“国家”并非一个均匀施力的实体，其治理效能、文化渗透力和经济整合度，受到区域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地方既有社会组织的抵御与吸收能力的影响。因此，对秦汉社会变迁的考察必须建立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张力”这一核心分析框架之上。 史料方面，本书的创新性体现在对两类文本的交叉验证与细致梳理： 1. 地方志的“地层学”挖掘： 我们超越了传统上将地方志视为纯粹行政区划记录的局限，将其视为地方精英集体记忆、地方利益表达和国家政策在地方的具体化过程的产物。重点考察早期汉代关于山川形胜、古国遗迹的记载，以及三国两晋时期地方志中对灾荒、移民、水利工程的记录，以揭示社会对中央政策（如均田、徭役）的反应轨迹。 2. 出土文献的“现场感”重建： 以张家山汉简、睡虎地秦简、尹湾汉简乃至居延汉简等为基础，结合新近发现的汉代田亩简、户籍简和徭役簿册，本书力图重构基层行政的实际操作层面。出土文献展现了法律条文在地方的变异、基层文书处理的效率与地方官吏的日常困境，为理解国家治理的“有效边界”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三、 章节结构与核心发现 本书共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地剖析秦汉大一统的社会效应： 第一部分：秦代的制度遗产与地方的初次整合（“硬性嵌入”） 本部分考察秦朝统一后，郡县制的推行如何与既有的诸侯国残余势力、地方乡绅阶层发生冲突。重点分析了秦律在不同地域的适用性和地方乡贤在制度执行中的“软性抵抗”或“合作策略”。通过对简牍中关于户口清查和赋役征收的记录，揭示了国家权力对人口资源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中化管理。 第二部分：汉初的休养生息与地方精英的再定位 分析西汉初期“与民休息”政策下，地方豪强、勋臣与自耕农群体之间的力量动态变化。地方志中记载的早期封国与郡县的并存，是中央对地方权力进行“再平衡”的体现。本章尤其关注了地方家族通过姻亲网络、土地兼并以及对水利资源的控制，如何在新制度框架下完成权力的“软着陆”。 第三部分：帝国动员下的社会流动与空间重构 重点讨论了汉代大规模的军事戍边、移民实边政策（如陇西、河西走廊）对社会结构的冲击。通过分析边郡出土的身份文书，辨析“戍卒”、“谪徙”、“流民”等身份标签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些流动人口如何在新的地域环境中建立起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挑战了传统上认为的被动服从的图景。 第四部分：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社会阶层的固化 考察汉代“田制”的演变，特别是土地私有权在国家法律层面的确认与豪强地主阶级的崛起。本书将地方志中关于“义仓”的设置、水利工程的维护与豪强捐助的记录进行关联，论证了土地兼并与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如何相互渗透，最终导致了土地占有与政治影响力的正向循环，为中晚期土地问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第五部分：信仰、记忆与地方认同的构建 探讨大一统背景下，国家祭祀体系（如泰山封禅）与地方神祇信仰的张力与融合。地方志中对名山大川的记述，往往是地方精英试图将自身历史经验纳入到帝国宏大叙事中的尝试。通过分析碑刻和画像石中的图像语言，揭示了地方社会在接受帝国文化符号的同时，如何巧妙地植入自身的地方历史叙事，以维持社区的文化连续性。 第六部分：衰落期的治理困境与地方自主性的增强 聚焦于东汉中后期，随着中央权威的衰弱，州牧的权力膨胀以及地方豪强（如州郡望族）对治理权力的实质性掌控。本书通过分析后汉地方志对地方官员腐败、盗贼横行以及流民问题的记载，论证了在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时，地方社会内部的精英团体如何自动填补了治理真空，展现了前现代国家结构中“地方自主性”的常态化存在。 四、 结论与历史意义 本书的最终结论是：秦汉大一统并非一个匀质化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灌输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摩擦、适应与地方重塑的复杂互动系统。地方志和出土文献揭示了一个“双重治理”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中央机构的法令条文与行政动员；另一方面是地方社会基于地域环境、家族力量和既有习惯的弹性反应与适应。理解前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将目光从长安或洛阳的宫廷，投射到边陲的戍堡、河流旁的田埂以及村落的祭坛之上。本书试图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如何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既被塑形，又反向塑造了帝国命运，提供一套更为精细和扎根于实证的阐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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